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限制自由以拯救自由（2）

随着工业革命的行进，这一情况愈发严重，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也逐渐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例如在英国就有皇家委员会和国会特选委员会开始着手调查工人的生存情况，如米歇尔·萨德勒委员会（1831-1832）、工厂委员会（1833）和儿童雇佣委员会（1842）的调查都重点关注了童工在工厂和矿井中的悲惨遭遇。爱德温·查德威克著名的《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揭示了英国城市环境和卫生状态的恶化。另外，19世纪初的人口普查和由户籍总署署长起草的报告中也显现出高人口密度和高死亡率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一些独立人士也对此做了很多调查。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开始成为整个欧洲社会关注的焦点。如在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至少有14种不同的出版物，是以人民的日渐贫困作为讨论主题的；关于“日益贫困和食物短缺的抱怨”是否得到证实的问题，也被提出来作为学术征文的论文题目，在16位提交论文者中，有10位认为已得到证实，只有2位认为这些抱怨没有得到证实。

因此，面对这一状况，有些思想家大声疾呼：工业革命在呈现出“表面上富裕、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社会中，却有这么一大群贫穷的同胞臣民，他们是用双手创造社会财富的工具，本身毫无过失，却注定要遭受沉重的苦难，这是完全应该予以控诉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保持身心健康，使自己及子女免受道德和身体方面的玷污，几乎是不切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清洁、庄重、快乐、心满意足，是不合情理、不能实现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哈孟德所说：“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力量的极大发展，也带来物质力量相伴着的无穷机遇……然而这次变革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幸福、更合理、更富有自尊心的社会，相反，工业革命使千百万群众身价倍落，而迅速发展出一种一切都为利润牺牲的城市生活方式。”这样一种分裂和不平等不仅表现在工厂的工作环境、工人收入上，当然也还体现在服装、使用语言等方面。

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当一个社会存在两个阶级间的分裂和冲突，当资产阶级可以利用财产权来为自己获取大量财富，而工人阶级却凭借自己的劳动权连基本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时，其结果只能是工人阶级革命的爆发，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摧毁这个社会，重新建立一个新社会。

在这样的劳动和生存状态下，工人阶级认为工厂制度是压迫人民的场所。工人阶级理论家则认为，能够使资产阶级获得对工人阶级绝对支配权和主导性地位的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以及围绕保障所有权而形成的资本主义体制。因此，他们逐渐认识到不仅要反对现存的工厂制度，重要的是反对资本主义体制，以建立新的更为合理公正的新社会。

对此，法国的工人阶级理论家布朗基明确呼吁，工人阶级要进行一场社会革命。在他看来，1789年进行的是一场政治革命，现在则要掀起一场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不同于过去资产阶级推翻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革命，当时的中心内容是将专制统治变成为维护人的权利的自由体制，实现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但是政治革命后的自由与权利成为有产者的权利，核心是所有权，或者说是财产权。现在要进行的是要推翻资产阶级本身的社会革命，其中心目的就在于摧毁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本身。

这也就是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的“新革命”。早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就曾说：“我还是感到不安且这种感觉正在加重，我们正在走向一场新革命，这一预感在心里越来越根深蒂固。这标志着我思想中的一个重大转变。”1848年1月，就在法国1848年2月革命爆发前，托克维尔又说：“人们说丝毫没有危险，因为没有发生暴动；由于社会表面不存在经济紊乱，革命还离我们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