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限制自由以拯救自由（3）

“先生们，请允许我告诉你们，我认为你们错了。或许，无政府主义状态在事实上并没有出现，然而它已经深入人心。请注意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了什么，我承认，今日这些阶级依然平静。的确，它们并没有达到往日受政治热情煎熬的程度；但是，难道你们看不见他们的热情已从政治转向社会了吗？难道你们看不见在他们内部逐渐流传一些意见和思想，其目的不仅是要推翻这样一些法律，这样一届内阁，这样一个政府，而且还有这个社会本身，是要动摇它目前赖以支撑的基础吗？……难道你们没有听见人们在那里不断重复说所有位居其上的阶级既无力也不配统治他们；到目前为止世间财产的划分是不公平的；所有权得以成立的基础并不公正？当这样的舆论扎下根来，当这样的舆论广泛传播开来，难道你们不相信，当他们深入民心的时刻，他们迟早要引发，我不知何时，我不知以何种方式，总之他们迟早要引发最可怕的革命吗？”

的确，当一个社会存在两个阶级间的分裂和冲突，当资产阶级可以利用财产权来为自己获取大量财富，而工人阶级却凭借自己的劳动权连基本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时，其结果只能是工人阶级革命的爆发，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摧毁这个社会，重新建立一个新社会。正如法国政治家拉马丁1835年在议院的一场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否认它，无济于事，我们把它从我们的思想中排除出去，亦无济于事，无产者的问题是这样一个会让当今社会粉身碎骨的问题。”英国首相迪斯雷里也说，当茅屋不舒服的时候，宫殿也是不会安全的。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假如在我们眼皮底下的帝国中总可以发现一大群人不能接受教育，根本没有可能过上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活，那么，空谈帝国又有什么用？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英国有持续几十年的工人阶级的起义——宪章运动，在法国也有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对此，我们不能一味指责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行动，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完全正当的，这本身是在昭示着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而斗争，建立一个更为民主和公正的新社会的要求。

　“限制自由以拯救自由”

资产阶级要对自己的权利有所限制，让渡一些权利给工人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统治方式，让工人阶级也能够获得他们应该获得的基本权利。 　

在19世纪的“新革命”中，面对工人阶级的激烈斗争，和他们对自身权利的要求，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也在思考如何保证工人阶级的权利问题。正如他们所指出的那样，当老板们分享香肠的时候，工人们是否可以获得足够的面包？也就是说，当资产阶级在财产权原则下获得自己的财富时，不能够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基本权利为前提条件。因此，必须确立起一种对社会财富进行公正分配的原则，让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权利。具体来说，当工人阶级在创造经济繁荣和社会财富的增长时，社会不能够把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人阶级排除在获得这些财富的权利之外。

面对无产阶级对自己权利的要求，现实的主流社会应该如何反应？是依然无动于衷，还是强力镇压？面对这样一个要求民主和平等、争取权利与公正的“新革命”，如何看待无产阶级的性质，又如何理解权利、自由和民主，国家在社会发展中将起着怎样的作用？类似问题迫切成为这个社会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这同样也意味着，在激烈的社会冲突中，如何弥合分裂，化解冲突，再造一个实现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所有人们权利的新社会，已经成为这个时期迫切要解决的重大主题。

对此，一批思想家率先展开了思考，以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英国思想家密尔和托马斯·希尔·格林为代表。他们理智地看到了未来社会发展的走向，这就是人民必然要改变现存的社会地位，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权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关键点在于，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统治者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这是目前最为紧迫的问题。托克维尔在议院中说：看在上帝份上，改变统治思想吧，因为，让我再给你们重复一次，正是现在的这一思想把你们引向了深渊。1848年，英国思想家密尔也在《论政治经济学的原则》一文中指出：“在人类进步的现时代，当平等的观念每天都更加广泛地在贫苦阶级中传播的时候，把人分为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两个世界的阶级则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从而也不可能取得人类的进步……如果富人根据某种自然法理论把穷人看作奴仆和依从，而反过来富人也被穷人视为猛兽，无法实现期望和得到尊重，并在某种程度上要给富人以让步。这样，在两个阶级之间对正义完全缺乏尊重则标志着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分裂。”另一位思想家希尔·格林也说，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把工人阶级排除在公民的身份之外，他坚决主张实现民主与自由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