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淞：关于党史研究的资料准备问题

党史资料是记录党的历史活动的载体，是进行党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党史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深化党史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必须认真扎实地做好党史资料准备工作。

一、为什么要重视党史资料准备问题

做好党史资料准备工作，对于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来说至关重要。这不仅因为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对保存党的历史资料、传承和弘扬党的历史负有重要责任，而且因为党史资料状况是制约党史研究深化的“瓶颈”之一，史料功底是党史研究者的基本功之一。

（一）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正确认识史料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楚历史、历史学和史料的确切含义。作为区别于自然史的人类社会史，其最根本的含义是指人类过去的生活，也就是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正如李大钊所说：“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历史学是以历史为研究对象，记载、总结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科学。史料则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遗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从三者的内涵可以看出，史料并不等于历史，也不等于历史学。历史远比史料所记录的人类生活丰富多彩，即使没有史料，人类过去的生活也曾经存在。因此，“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历史学的首要功能是记载，而记载必须以史料为依据。这是因为，没有史料无法说明历史；运用不同的史料，可以说明不同的历史对象和历史的不同侧面；对于同一史料，历史学家虽然可以依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对历史的感悟能力，作出分析、判断、推理和解释，但无论如何，作出分析、判断、推理和解释的前提是史料。因此，“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的说法是正确的。总之，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研究历史、撰写史学论著，离开史料是寸步难行的。

在重视和钻研史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堪称典范。马克思指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为了撰写《资本论》，马克思花了不下25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历史资料，研读过1500种以上的书籍资料。恩格斯一生写过许多历史著作，在这一过程中，他总是孜孜不倦地查找、阅读大量历史资料。列宁在评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指出：“这是现代社会主义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从经典作家对待历史资料的郑重态度可以看出：充分占有可靠的史料，尽可能地弄清历史事实，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此，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概莫能外。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说：“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中国近代学者蔡元培、傅斯年甚至提出了“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论断。这种看法尽管受到一些批评，但批评者并无半点轻视史料的意思。作为批评者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周谷城就说过：“‘史学本是史料学’这话对于史学界有益，但不正确。治史的人往往轻视史料，其实离开史料，历史简直无从研究起。历史自身虽不是史料，但只能从史料中寻找而发见出来。”历史学的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仅仅依靠史料不能达成这一目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等论断虽然有些绝对，但史料的重要性却是公认的。

（二）党史资料准备是党史研究的前提

深化党史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就是充分做好党史资料准备。在此基础上，才能厘清史实，把握历史发展的过程。没有足够的史料，叙述历史、总结经验、揭示规律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说党史研究是一座宏伟大厦的话，党史资料就是建筑这座大厦的砖和瓦；如果说党史研究是“流”的话，党史资料就是“源”。没有党史资料这个“源”，党史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因此可以说，党史研究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史资料准备的情况。

首先，党史资料的广征博搜，有利于拓宽党史研究领域。人们不断发现新史料的过程，就是不断丰富对历史真实的认识的过程。

其次，党史资料的分类整理，可以为党史研究提供系统的、详尽的专题性资料，从而提升党史研究的水平。形成系统的党史专题资料的过程，既是开展党史研究的基础，也是深化党史研究的开始。

再次，党史资料的校订考证，可以为党史研究提供确凿依据，从而提高党史研究的准确度。党史资料准备，包括对党史资料本身所记载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历史事实、历史事件、历史情节、统计数字等作大量考证、核实工作。这种经过鉴别的党史资料，能使党史研究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上，能更准确地反映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三）“存史”是党史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党史资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的直观、形象、具体的载体。党史资料蕴藏着丰富的内涵，记录着党不断发展壮大、奋斗探索的光辉历程，凝聚着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追求真理、舍生取义，励精图治、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党史资料是党的宝贵财富，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

高度重视党史资料的征集和传承，是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34年4月，毛泽东、朱德、项英就曾联名颁发《成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决定》，要求对红军作战资料进行搜集并予以保存。1936年8月，毛泽东、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向各部队发电报并致信参加长征的同志，请他们撰写回忆录。1937年5月，由毛泽东、朱德署名，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要求广泛征集各革命根据地红军的文件材料，发动红军干部战士撰写回忆录。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发布了《征集革命文物令》。此后，中央及有关部门多次就征集党史资料发布文件。2010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抓紧党史资料征编，妥善保存党的历史财富，发挥党史资料在党委和政府工作及党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2010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强调“党史资料是编写党史和进行党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要求“按照有关规定，切实做好党史资料搜集整理和保护利用工作”。

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对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重视，凸显了对党的历史的珍惜和尊重，凸显了为党、国家和民族“存史”的重大意义。为加强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保护利用工作，除建立专门的档案、文献机构外，中央还于1980年批准成立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8年与中央党史研究室同时撤销，成立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极大地推动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开展。继续做好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保护利用工作，是中央赋予党史部门的重要职能之一。进一步把党史资料征集好、保存好、利用好，充分发挥党史资料在深化党史研究、加强党史宣传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党史部门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我们要按照中央要求，尽心尽力地把这项工作认真做好，使党、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世世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