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危机与中东格局演变（3）

对此，美国联手欧洲国家也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与欧洲盟友、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沙特、约旦、卡塔尔、阿联酋等）、土耳其开展情报合作，进行秘密战争；[2]另一方面积极备战，在土耳其、约旦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在约旦与叙利亚边境进行大规模联合军演，并加大对叙利亚反对派的军事援助，同时派出特种部队进入叙利亚。中东地区再现美俄抢夺、护持势力范围的“新冷战”态势。

（四）叙利亚内战成为伊朗危机序曲

目前，美俄正筹划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尽管美俄在《日内瓦协议》上存在共识，但在一些关键议题上仍有分歧。相关各方关于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巴沙尔的去留问题；是否邀请伊朗、沙特与会；叙利亚反对派的代表性问题。巴沙尔已明确表示将派代表出席，但由于欧盟日前决定将解除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武器禁运，“全国联盟”出尔反尔，坚持将巴沙尔放弃政权作为讨论任何政治过渡的前提。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能否召开，主要取决于美欧在多大程度上向反对派施压，以及反对派能否选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人物与会。如果没有反对派的参与和伊朗等关键国家的与会，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即使召开，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也值得怀疑。

由于叙利亚与伊朗长期结盟，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坚持不与伊朗对话，地区国家也将叙利亚看作是伊朗伸向地中海岸边的“一只手”。因此，当西亚北非地区动荡爆发时，沙特、卡塔尔联手抵御“海合会”内部的民主化浪潮，却在“海合会”以外的阿拉伯国家煽风点火，除了转移视线的目的外，也是希望通过推翻巴沙尔政权来削弱伊朗。叙利亚政府虽在战场上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历经多年的战火蹂躏，国家已遭到严重破坏。即使面对最好的结果，巴沙尔于2014年大选中同意让渡部分权力，叙利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族和解，也难逃事实上的种族和教派分裂。叙利亚内乱不止，实力遭到削弱，西方国家将迎来与伊朗最终对决的机会。

二、中东格局呈现结构性调整

中东地区在冷战时期曾是美苏争霸的主战场，苏联解体、海湾战争后，处于美国的单极霸权下。伊拉克战争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调整，重心逐步“东移”至亚太地区，在中东则实施“有序退出”。中东地区政治生态于一定程度的“真空”中恢复本原，两极和单极体制下掩盖或压制的一些特征得以释放并发展。经过巨变狂潮的冲击，地区格局出现一些结构性变化：

（一）以民族为核心的“地区多极化”渐趋明朗

中东是全球民族、宗教矛盾与问题最突出、最集中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纷争与冲突贯穿整个中东历史。中东五大民族，即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犹太人、库尔德人，分属不同宗教或派别。除库尔德人外，其他民族都曾建国并创造过辉煌，相互间也爆发过冲突与战争。近年来，在国际和地区变局中，中东以民族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格局逐渐凸显。

首先，四个权力中心已然明晰。以色列是第一个依据联合国决议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且越战越强。冷战后，以阿冲突逐步让位于以伊（朗）矛盾。中东巨变后，以色列的外部环境虽发生重大变化，但始终是中东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土耳其曾统治中东数百年，“一战”后经过世俗化革命开始国家现代化，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发展之路。“脱亚入欧”受挫后重返中东，积极介入地区事务，成为力量中心之一；沙特自称是“伊斯兰圣地的保护者”，不仅拥有大量石油美元，还是“逊尼派教主”和极端伊斯兰思潮大本营。中东变局中，沙特借助“海合会”和“阿盟”两个平台，已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老大”；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向外扩展影响。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客观上除掉了伊朗的两大“宿敌”（塔利班、萨达姆），为其“坐大”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伊朗执意开发核技术，除为自保外，也为了争夺地区霸权。

其次，库尔德势力上升。库尔德人分散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四国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大的无国家民族（逾2000万）。中东变局为解决库尔德问题带来契机，库尔德崛起成为中东最大政治生态变化之一。[3]伊拉克库尔德人于2005年获得自治，与什叶派、逊尼派阿拉伯人三分天下；内乱中的叙利亚库尔德人，不仅成立了全国委员会，还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库尔德自由军，基本实现了自治；伊拉克、叙利亚的库尔德运动刺激了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库尔德工人党（PKK）的游击斗争重新活跃起来；相比而言，伊朗库尔德人受到政府严密限制，但也有自己的组织和反政府武装——库尔德自由生命党（PJAK）。[4]库尔德人虽较前获得更大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但由于所在国中央政府的反对，再加上居住地跨越多个文化和政治断层，建成独立的库尔德斯坦仍属“乌托邦”。即便如此，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库尔德人将在未来中东格局拥有更大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