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危机与中东格局演变（5）

“穆兄会”是20世纪以来中东最重要的政治伊斯兰力量之一，目前在世界上有70多个分支。尽管并不存在全球性机构，各分支差异也很大，但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将它们连接起来，作为世俗主义的对立面，组成一个政治伊斯兰阵营。[10]在威权体制下，“穆兄会”长期处于非法或半合法状态，但它与时俱进地吸收了许多现代性因素，如民主、宪政等政治理念，变得温和务实并正在向“自由伊斯兰”（liberal Islam）转型。地区动荡为“穆兄会”崛起创造了机遇，利用多年积累的民意基础和组织基础，“穆兄会”通过组建政党、利用民主机制，实现了政治上的“登堂入室”，成为此次中东巨变的直接后果和标志性特征。

追溯历史，政治伊斯兰上台执政也有过先例：1991年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2005年伊拉克什叶派政党、2006年巴勒斯坦“哈马斯”等，都曾在各自国家大选中获胜。[11]人们担心，“阿拉伯之春”是否会进一步“绿化”，从而演变为“伊斯兰之冬”。从历史的长周期看，囿于现阶段中东地区的发展状况，对阿拉伯世界的普通民众来说，回归伊斯兰似乎是最直接和最容易的政治选择。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崛起，反映了中东的社会政治生态，以及政治文化的内在机理，是中东国家民主化的必然结果。

（三）“威权体制”到“体制权威”转型的艰难性

历史上，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大多脱胎于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瓦解后，英法两个委任统治国根据自身模式在中东建立了诸多共和国和君主国。因此，中东国家在现代政治体制建设方面有两个选择：一是从君主（或威权）到共和的变革；二是从绝对君主到君主立宪、再到象征性君主的演变。两种道路都可能成功，但前者更为艰难，因为推倒君主、建立共和，意味着一切重来，定会遭遇伊斯兰势力挑战，最后在宗教和军人的博弈中走向体制的权威，[12]目前，埃及局势的发展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在此次西亚北非地区动荡中，君主制国家通过“抱团取暖”和“以攻为守”暂时获得自保，而实现政权更迭的四个国家则正经历从推倒权威到建立真正共和的过程，也必然会遇到两个难题：一是由于中东固有的种族、部族观念强于现代国家意识，所表现出的中央政府控局能力弱而部落或教派冲突严重，如利比亚东南部的部落冲突不断和东部省份要求自治，也门除激烈的教派冲突外，更表现出“基地”分支反弹后的趁乱扩张；二是世俗威权垮台后，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上台执政，如埃及、突尼斯。因此，在西亚北非地区的秩序和格局重建过程中，政权更迭国家面临艰难转型，政权未来取决于“枪杆子”和“笔杆子”（伊斯兰教）的较量，并不排除“二次革命”的可能；而暂渡难关的君主制国家未来仍未可知。中东地区体制权威的真正建立，“路漫漫而修远”。

四、中国中东外交新思维

中国应从历史角度和战略高度看待中东巨变，在地区格局出现结构性变化情况下，尽快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东外交战略。在中东变局进入“深水区”之际，中国既要学会避开暗礁远离纷争，又要善于制造“抓手”，发挥建设性积极作用。

（一）统筹规划，制定“个性化”中东外交战略

中国的中东外交政策基于“不干涉内政”的传统外交原则，缺乏总体的意识形态或观念上的指导性方针。实用主义策略虽然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也阻碍了地区战略的形成。在制定和实施中东外交战略时，要注重打造“个性化”思维，从自己的视角研判，用自己的话语发声。参与地区事务时，注重提出“中国”方案，培育“品牌”效益。

（二）推动地区“多极化”，均衡发展与各方关系

相比于“两极格局”和“单极霸权”，中东地区“多极化”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将给中国带来更多机遇和发展空间。中东地区民主化也要求中国采取更加全面、均衡的外交新思维，应全方位、多层次与中东开展各领域交往，特别要注重夯实与“海合会”各成员国的关系，从国家层面推动与海湾地区“自贸协议”的签署。

（三）效益优先，夯实周边安全战略利益带

中东并不遥远，叙利亚危机已影响到中国新疆地区的稳定。制定和实施中东战略时，要统筹兼顾中国外交全局，特别关注中亚、南亚等战略结合部。在区域层面，密切关注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事务，积极参与涉及多方利益的“一揽子”工程解决方案的设计工作；在国际层面，加强与大国，特别是俄罗斯的战略沟通，寻求打造两国利益的“交集区”，确保中国西部周边的战略安全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