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的“中国发展道路”（4）

（四）超常规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6]（S.40-48）中，贝格曼指出，他的出发点是：第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需要走很长一段道路才能真正到达社会主义；第二，中国现在的这种发展模式，即使成功率百分之百，也不意味着德国能够复制这种模式；第三，中国的未来，关键是要有团结精神和历史乐观主义。正是基于这个立场，他不同意某些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缺少的只属于成熟的优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人权。

贝格曼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一条摆脱了斯大林模式、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中国发展是超常规发展，不是低效高速发展，不是忽视人民利益的发展，而是为了追赶“第一世界”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进行的发展；同时，必须更快地发展以克服发达国家存在的弊端，这是由中国现阶段的国内外条件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当然，这个超常规发展与社会结构转型相联系，也带了许许多多问题。例如：一是给人们带来了痛苦。尽管工人和农民的子女可以上大学，且有可能成为医生、教师、工程师、科学家，但工人、农民劳动时间过长，居住环境恶劣、童工现象严重、寿命短、工作安全感缺乏。二是在中国同样存在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其他弊端，并在周期性危机中不断严重化，如社会动荡，大规模失业等。三是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应该关注严重的制度问题，即战争、第三世界的落后和法西斯主义。

因而，目前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限制外延生产的增长；关闭无效的和污染严重的小企业，关闭危险煤矿；加强环境保护；促进国内市场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让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里读书；加快中国东北老工业区的现代化进程；完善（包括全体居民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优先发展西部地区。

尽管贝格曼指出了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但也寄予了良好祝愿：希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最终取得成功。

三、那么，德国学者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对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启示？它留下了哪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发展道路是德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不是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笔者看来，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1）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当代解读。例如，MEGA编辑出版研究、结合MEGA阅读马克思、MEGA中的《资本论》、MEGA中的恩格斯等。（2）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重新诠释。例如，从整体视阈、哲学视阈、经济学视阈、社会政治理论视阈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重新塑造马克思理论形象、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重新构建未来马克思主义轮廓等。（3）比较视阈中的马克思。例如，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卢森堡、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斯基、凯恩斯等人的比较研究；对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对阿本德罗特、柯夫勒、容克、霍尔茨、克勒纳、豪克、迈彻尔、胡弗施密特等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思想观点的批判性反思。（4）阶级、阶级斗争与阶级理论。例如，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阶级斗争与阶级政治、阶级分析与阶级理论等。（5）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公民权、人权等问题。这不仅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问题，而且是道德哲学、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问题。（6）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批判。例如，当代资本主义特征、新自由主义批判、金融资本主义危机与替代性选择等。（7）新帝国主义与国际新秩序。例如，帝国主义理论的现实性、帝国与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8）现实社会主义反思与“新社会主义”构想。例如，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与纲领、现实社会主义批判性反思、通往“新社会主义”之路：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计算机-社会主义”等。

（二）从总体上看，德国学者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成就的肯定，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但是，他们对待中国发展道路的观点却未必是正确的，甚至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而需要批判地对待。例如：周海光的观点获得了某些德国左翼学者的赞同。吕特耶指出，有些学者将中国过去20年资本主义性质的开放，作为向高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过渡阶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相反，中国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过激行为是对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表现形式。因而，中国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是从计划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成功的转型”。中国实施的经济计划和社会调控仅仅是为了跳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率和避免资本市场危机殃及本国经济，所以即使存在巨大的社会矛盾，人们也没有质疑过这种发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