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的“中国发展道路”（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历来关注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例如，《中国建党80周年》、《有关中国新文献》、《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中国转型过程》、《中国社会主义大讨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中国通往国家资本主义之路》、《关于〈中国通往国家资本主义之路〉一文》、《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但不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给它应该给的，为的是接近社会主义》、《中国的内外政策》、《中国的民族和民族政策》、《新中国的旧工会》、《中国作为“边远地区”的动力中心》、《中国：能源、食品、大气变化》等文章，以及《社会主义》杂志出版的特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杂志》2008年第4期的主题专栏“启程中的中国——走向何方？”讨论了中国30年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宏观和微观问题。

概括地说，德国学者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中国发展战略、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总体建设成就与问题；中国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与产业结构转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谐社会；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学者；中国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与国际关系；等等。

二、那么，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中国发展道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在他们的研究中，“中国发展道路”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对于这条道路的性质，德国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具体地说，有四种不同观点。

（一）效仿东亚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2006年，德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发表《中国通往国家资本主义之路》一文。在该文中，韩国学者周海光（HyekyungCho）讨论了六个问题：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变；告别社会主义——以平等和正义为代价的增长；中国与东亚资本主义；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销售市场；为民主认罪。他的目的是试图论证中国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道路。[2]（S.76-88）

首先，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失误后，中国看到并试图效仿东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既受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也受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影响的混合体；专制政治制度与国家控制的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模式）。这种优缺点兼备的发展模式对中国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是说，东亚邻国的超常规发展在很多方面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参考并引导本国发展。战后历史上那些特殊情况表明，尽管世界经济秩序存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但边缘国家（特别是日本）还是能够解决自己的经济落后问题并能够挑战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中国领导人一直从各个国家寻找适用于中国发展的要素，并运用到建设社会主义中去。

其次，亚洲金融危机表明，东亚发展中国家缺乏抵御危机的能力，这迫使中国转而走一条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东亚新兴国家曾经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并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成功，但也导致了生产过剩，并引发了价格竞争。为了降低成本，东亚新兴国家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这既大大推进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步伐，也确实促进了中国沿海的经济发展。但是，中国在效仿东亚发展模式的同时，更需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寻求发展。

再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和所有制形式改变，说明中国已经从国家社会主义转向国家资本主义。周海光指出，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功转变为经济巨人，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中共中央宣布“阶级斗争时代结束”和新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代”开始。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在1992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特征”，是指对国有企业领导地位的“质”的保障。这是一个重大转变——传统观念认为，国有企业不仅是经济生产单位，而且也是社会主义体系的载体。在改革的第一个十年，国有企业在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帮助下扩大了规模，但为了生存而不顾经济效率和盈利能力。因而，尽管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但兼具社会功能的国有企业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亏损。于是，中国政府调整了政策：将其选定的重点工业部门的少数大公司继续留在国家手中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合理改革和实现现代化，其余的则推上市场——关、售、并、转。在这里，人们能够看到中国告别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不仅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关系，而且也涉及到社会政治事务。今天存在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因为中国允许和支持私人资本及外国资本参股大型国有企业，以此提高它们的性能和竞争力。公司内部的社会系统已被私有化或者在形式上保留国家所有权前提下被商业化。作为对“社会主义”物质支持的国有企业，其前景是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