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的“中国发展道路”（3）

最后，中国发展是以平等和正义为代价的，可以说中国已经告别了传统社会主义。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主义思想逐渐被“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构想所代替。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的改变给中国带来了新的面貌。今天，这种面貌以大城市的摩天大楼、购物商场、豪华酒店的奢侈形式表现出来，也以类似早期资本主义剥削性的劳资关系方式展现出来。周海光说，按照中国人自己的理解，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在已推迟到遥远的将来）所做的历史性的必要准备。借助于初级阶段这个命题，中国将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以“互不矛盾”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由此，他把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视为一场资本主义变革，而且是由唯一合法权力机构，即政府本身发起并组织的更为深刻的变革。

（二）“政治实用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

在《中国社会主义大讨论》[3]（S.98-105）、《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年》[4]（S.21-28）等文章中，彼得斯指出：

首先，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90年代以来，中国表现出利用“软着陆”克服经济危机的能力，也能针对突发事件和社会畸型现象对政策进行调整。尤其是最近10年，中国全面提升了它的全球影响力，确立了国际地位。他认为，“中国奇迹”得益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其次，中国还远远没有真正实现社会主义。迄今为止，还未创造出能够经受住国际资本冲击的社会主义因素、关系和结构，相反产生了一些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并影响了社会结构。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实用主义”告别了社会主义平等观念，以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的方向。例如，社会阶层分化正在迅速加大；农民和工人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但只有少数人从改革中得到好处；正在形成一个中产阶级；领导干部与最富有群体结盟，导致在政治、经济领导层中权力和金钱高度集中。彼得斯认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强大的政治力量，这需要扎根于工人和农民，因而需要重视工人阶级利益和工农联盟以稳定这股政治力量。换言之，中国应解决好在推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否则脱离群众会造成不良后果。

最后，彼得斯指出，中国最终不会发展起同在美国、西欧、日本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模一样的社会秩序(从强烈的民族特色可以预见)，中国正在中国共党的领导下为从民族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做准备。这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战略组织和广泛挖掘社会主义的潜力；二是在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吸取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文明发展精髓。彼得斯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旨在从根本上消除存在的“制度障碍”，其目的显然在于，在加强国家调控的同时，通过适应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有效发展。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在既定外部条件下保证自己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

（三）成功的、非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成功的，但不是社会主义》[5]（S.29-32）中，斯查迈泰德认为，毫无疑问，当今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一是物质、经济方面得到了巨大改善；二是中国发展已经成为有效遏制美国、欧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因素；三是中国发展对旧帝国主义列强是一种挑战，它将制止旧帝国主义列强妄图重新形成世界殖民地的行为；四是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发达国家，将依靠它在世界市场和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使贫穷落后国家的原材料少受发达国家勒索；五是中国发展还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典范，如韩国、马来西亚、印度。

然而，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中国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因为中国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非社会主义道路。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他认为，尽管中国国有工业部门依然强劲，但国有制的重要性正在迅速下降（例如，1994年国家允许国有企业私有化）。

第二，在经济计划方面。他说，中国也不存在有效的经济计划，即使它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常见的和必要的。事实上，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的国家调控主要是通过提供教育，特别是基础设施服务来集中促进经济发展。

第三，在迅速发展的资本市场方面，主要是涉及不动产、企业、股票、贷款。资本市场不发达，存在着许多缺陷。

第四，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劳动力相对自由的交换并被充分利用，但同其他新兴国家一样，很少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

第五，在对外贸易和资本管制方面，中国已实现对外贸易自由化。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但货币流通由中央银行决定。就是说，中国仍然存在资本管制。彼得斯主张资本进口和出口应进一步放开。

总之，彼得斯认为，中国今天走的这条道路，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成功，但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计划、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对外贸易和资本管制方面看，中国所走的道路并不是一条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