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人口城镇化需要回答四个关键问题（3）

以文化产业投资需求为例，要实现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将由目前占GDP的3%上升至2020年8%的目标，估计需要累计投资20万亿元左右。再以城镇的公用设施投资为例，到2020年，城市内部的轨道交通至少有3万亿元的投资需求；供气系统有4.4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3.以公益性为重点优化调整国有资本配置。

进入发展新阶段，面对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国有资本公益性严重不足，在缓解公共产品短缺中的作用有限。例如，央企开发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到 2011年仅占全国已建成保障性住房面积的13%～15%。在公共产品短缺的大背景下，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配置到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医疗以及基本住房保障等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腾出更大的市场空间，以发挥国有资本在提升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上的重大作用。

人口城镇化能否拉动产业结构调整

城镇化进程与产业结构调整直接相关。问题在于，我们不仅要强调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更要强调人口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

1.产业城镇化与城镇产业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一方面城镇化进程、尤其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也往往决定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例如，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就是城镇化拉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问题在于，我国过去30多年总体上走了一条以工业城镇化为主要特点、依靠重化工业拉动城镇发展的道路。高度依赖资源开采和重化工业而形成的“工业城镇”、“工厂城镇”的发展模式，如果不能适应人口城镇化的需求变化尽快转型，城镇支柱产业的衰退必然导致城镇的衰败。

2.人口城镇化对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增大。

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集聚、人们生产方式的变革，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带来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城市发展要素的配置，社会分工的细化，不同产业的衔接，也会带来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达到50%以后是服务业大发展的时期。

例如，日本服务业是工业产值的3倍，德国是 2.68倍，我国仅有0.98倍。为什么这些年我国服务业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原因之一是人口城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比如，到北京协和、301等医院看病，经常比菜市场还“热闹”。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发展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变化进程；第二，公共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尤其是中小城镇的公共资源配置严重滞后。

总体看，我国加快服务业发展有其内在的需求和条件。

第一，市场需求巨大。据研究，2011年我国的医疗支出超过3570亿美元。到2020年，我国医疗市场价值预计将高达1万亿美元。我国是全世界增长最强劲的医疗市场之一。现在很多国际服务业企业要进入我国，就是看到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

第二，有先进制造业的支持条件。发展服务业，不是不要工业，不是“去工业化”，而是需要工业的转型升级。例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先进制造业。应当说，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依赖先进制造业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有条件的。

3.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与体制创新。

面对巨大的需求增长，我国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未来10年，服务业比重有望达到60%左右，服务业占比达到50%以上，可新增1.12亿个就业岗位。从现实看，关键是加快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与体制创新。

以用地为例，根据《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12》计算，2011年，全国105个主要城市的工业用地价格仅相当于商业用地、居住用地价格的 11.53%和14.43%。服务业用地价格长期高于工业用地价格，既导致工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又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降低了土地的整体使用价值。实现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同地同价”，不仅能推进服务业的发展、工业的转型升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房价贵的问题。

人口城镇化能否带动城乡一体化

我国已进入以城镇化拉动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依赖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拉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1.以人口城镇化拉动城乡一体化。

当前，在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方面有些不同的主张。我的主要看法是：第一，城乡一体化依赖于人口城镇化。以往30多年规模城镇化是以土地扩张为突出特点，以工业化和非农产业发展推动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的发展不免难以拉动城乡一体化，而且还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第二，人口城镇化能够直接拉动城乡一体化进程。所谓人口城镇化，是指农民流入城市就业并长期生活，成为城市新市民和逐步融入城镇的过程。未来5～10年，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人口城镇化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目标和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