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金融改革为何必须结构先行（2）

发展民营银行

所以，“6月危机”所呈现出来的“缺钱”现象只是一个表象，这是因为钱的错置，而不是真正缺钱。中央政府希望通过收紧货币供应这个手段，来促使错置的钱从非正式部门回流到正式部门。尽管这种手段的使用，表明了有关部门促进金融改革的决心，但很难说是成功了。原因很简单，就是上面所说的，国有银行已经具备了巨大的能力，来挟持国民经济和中央政策。有关部门一旦收紧货币供应，受负面影响的首当其冲的就是需要钱的民营企业，也包括一些本来就没有竞争优势的中小型银行。很多年里，因为民营企业不能从国有银行获得金融支持，就转向了“影子银行”。尽管这个领域成本和风险巨大，民营企业别无他法。民营企业受负面影响，也是有关部门所不想看到的。因此，在暂短收紧货币供应之后，有关部门马上又放松了货币供应。

“6月危机”及其结果表明，政府在利用货币政策推动改革的时候，需要考虑如何在向金融既得利益集团施加压力的同时，避免中小企业的危机。诉诸于金融（和财政）等手段来进行改革已经成为一大趋势。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中央部门所能使用的手段也越来越少。例如过去常用的人事、行政和政治手段越来越不管用。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货币和财政手段的使用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些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这在所有现代国家，都是一样的。但在使用这些手段时，有关部门必须意识到，中国的金融集团已经具有足够的能力来绑架政府政策，它们也会用各种方法迫使政府放弃努力。例如，它们可以通过制造实体经济危机来迫使中央就范。因此，中央政府在这样做时，要考虑如何不通过这个集团，把金融资源直接投入所需要资金的实体经济。从技术上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更为重要的是，“6月危机”表明中国在深化金融改革时，结构调整必须先行一步，利率自由化随后。在没有打破国有银行垄断地位、放松金融市场准入限制的情况下，利率自由化只会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改革很可能会走向改革者原来目标的反面。例如，最近人民银行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并不能纠正中国资金错配的问题。原因很简单，今年第一季度银行贷款中，只有11%是以低于基准利率的价格发放，而这部分借款人绝大多数都是大型国有企业。贷款利率管制取消以后，国有银行很有可能向大型国有企业，甚至地方融资平台发放更多更便宜的的资金。

实际上，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尽管没有像西方那样的金融自由化，但总的趋势是向自由化发展的，例如政府在行使货币政策时，不再仅仅依赖数量调控，而越来越重视利率这样的价格工具。不过，这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善中国的金融制度，既没有改进金融部门的效率，也没有提高金融部门防范风险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金融部门的效率在减小，同时也在制造更多的风险。

何谓金融市场结构调整？主要是要造就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大型国有银行和中小型民营银行之间的平衡。就是说，需要把金融改革的重点放在培养中小银行，甚至微型银行上。这方面可以学习美国。2008年之后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大银行情势不妙，但地方中小银行则成为赢家。美国今天的经济复苏离不开众多的中小银行。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银行过小，而是过大。在“大的就是好的”、“大的就是效率”等教条指导下，中国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已经造就出数量极少、巨大无比但同时又是没有任何效率的国有银行来。同时，中小型民营银行没有发展起来，更不用说是微型银行了。民营银行发展不起来，早期受意识形态的制约，现在更多的是受金融结构的制约，就是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吸取了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几乎所有经济资源。过去的经验也已经表明，要国有大银行贷款给民营中小企业不符合经济规律。国有大银行的服务对象是大型国有企业。这是中国的特殊现象，表明中国的银行远比西方的银行没有动力，来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所以，要深化改革，中国别无它法，只有放开民营中小型银行。等中小型民营银行发展起来之后，它们才会向中小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同时，中国也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地方甚至社区的微型银行，为微型企业提供服务。

只有有了一个平衡的金融结构，中国才可以避免华尔街那种“过大而不能倒”的局面，中央政府的政策才不会被任何金融机构所挟持。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利率自由化才会变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