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继续传统投资方式对城镇化是灾难

不断累积的地方债风险警醒地方政府，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以房地产为主的土地经济向多元化投资转型，加速开放市场，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设施。

日前，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对全国范围的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此次审计范围达五级政府。这不仅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规模巨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下称“地方债”）的关注，也注意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形成的地方债风险。

实际上，这并非第一次对地方债进行审计。2011年，审计署就对地方债进行了全面审计，审计结果表明，截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地方债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债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

时隔两年，地方债依然在继续膨胀。2012—2013年，审计署又组织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变化情况进行了“抽查”，审计发现，经过两年时间，上述地方债余额增长了12.94%。

一个客观事实是，地方政府的投资以及还债融资一般都是依赖土地储备作为抵押品，这就迫使地方政府只能维持或推动房价、地价上涨，并且鼓励当地房地产业的发展。但如此一来，就使得一些二、三线城市的房屋空置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也让地方债、土地出让价、房地产价格等牢牢纠缠在一起，成为一个“死结”。

目前中国的地方债风险究竟有多高？即将开始的城镇化将对地方债产生怎样的影响？患上“土地财政”依赖症的地方政府如何挣脱地方债的泥淖？在日前举行的2013中国城镇化与企业家论坛上，时代周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把规模城镇化作为目标地方债就会扩大

时代周报：公开资料显示，未来两年中国地方政府将进入还债高峰期，资金压力很大。你怎么看这个观点？国内会出现像美国底特律那样破产的城市吗？

迟福林：首先要肯定的是，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中国不可能有城市会像底特律那样破产。其实关于地方债的问题，要明确的是，一是要有充分的估计，要看地方债的危险系数。中国的地方债和国外的城市债务是不同的，这点很重要。我们的地方债基本都和各地方经济增长融合在一起，很多地方债的形成，都是政府拉动投资，创造很多投资平台形成的。现在地方债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是目前的地方债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现在的关键是能不能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尤其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如果还是把规模城镇化作为一个目标，扩大投资，扩大项目，地方债就会继续加大。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债也不能再继续上升，而必须要控制，在控制过程中逐步减少。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趋势，那么地方债就不会出现不可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