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正视户籍改革难度

说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产物也并不错，但不完全。当前还有一个令户籍制度长期存在的客观因素，这就是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存在，支撑了户籍制度长期岿然不动。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户籍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小郦是我家领导的病友，前年结婚了。因为她刚好符合男方的一个要求，即是农村户口。婚事很顺利，小郦很高兴。小郦夫家是城中村农民，村里规定，只有农村户口才能参与本村分红，而这是一个不菲的数字。小郦夫家当然不愿放弃这份福利，所以要求未来儿媳妇必须也是农民。小郦告诉我，她当年来杭州上大学，她的很多农村同学都像她一样，基于不放弃农村户口福利的考虑，大都没有选择城市户口。

就在浙江一些农村居民不再向往城市户籍的同时，城市仍在排斥农民工取得当地户籍。关键就是城市不愿承担或承担不了户籍载明的公共服务及社会福利。而这之所以长期大行其道，关键就是农民工长期供大于求。城市以不包含相应的公共服务及社会福利的价格，取得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而农民工本人毫无讨价还价能力。您可以不满意城市待遇，但您不能走人，因为无数个农民工正在虎视眈眈等待着您的岗位。在取消户籍问题上，城市不仅仅是不能和不愿，还有客观上的不必。

所以按这一分析框架，我前几年曾对取消户籍比较乐观。第五次人口普查已经表明，大致在2010年前后，中国将出现劳动力总量减少趋势，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也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点。国家统计局也终于在2013年1月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345万人。

去年上半年，我去诸暨店口镇调研小城市发展。没想到的是，热情接待我的镇党委张书记，并没有像通常这类调研一样介绍经济状况，而是侃侃而谈店口镇社会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增强对于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以及给予农民工相应社会福利的问题。

这里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只要劳动力持续紧缺，城市为了吸引和留住农民工，就不得不给农民工以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户籍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而到了这一情势，农民工要不要城市户籍，还得看农民工高不高兴。所以关于户籍问题就逆转过来了，即成了城市有求于农民工。

然而我低估了资本的力量。资本对于前两年劳动力的陡然紧缺，完全缺乏必要准备，只能靠涨工资解决。而在高工资吸引下，2012年农民工比上年增长3.9%，同时资本也开始实施“机器换人”，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开始降速。所以尽管仍存在着劳动力总量减少，但劳动与资本的博弈，却在悄然变化。2012和2013年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势头已明显趋缓。

所以，劳动力总量减少是一回事，劳动力实际供求关系又是另一回事。工资上涨，使得原先呆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出来寻找工作，从而增加了劳动供给。资本不堪成本压力，加快技术进步，降低了对于劳动的需求。中国经济因外需陡减，内需又因居民收入增长放慢而难以较快增长，再加其他种种原因，也在缓慢降速，这又引起国民经济整体对于劳动需求增长的下降。

正是在这些非常复杂情形之下，让人对于劳动力求大于供局面的出现，开始产生疑虑。而只要不出现持续的劳动力求大于供，只要城市觉得还能解决劳动力问题，就较难自觉自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在此情势下，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就较难取消。

不管怎么说，户籍制度都是城市化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社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如果户籍制度长期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如果户籍制度长期妨碍社会融合发展，那么不仅城市化难以较好推进，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亦将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