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结构需要大调整

今年6月中旬发生的流动性紧张以及近两年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使人们开始对中国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表示担忧。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矛盾表现为资金融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这种金融结构矛盾与经济结构矛盾之间正在形成不利的相互影响，进而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一、金融结构的扭曲与银行体系结构改革的意义

首先，金融领域最重要的结构失衡表现为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也即表现为银行体系间接融资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这种金融结构失衡已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和系统性风险的积累。

银行作为吸收居民存款的审慎性金融机构实施着信贷抵押政策。因此，有抵押品的房地产业、制造业和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得到信贷的绝大部分，助长了这些领域的投资泡沫。相比较，无抵押品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无法从现有银行体系得到所需的融资，出现流动性干旱和投资不足。抵押贷款政策除了固有的产业倾向外的另一局限性在于中长期贷款主要表现为对增量投资项目的融资，而不是促进存量资本的调整或产业整合。因此，具有抵押品要求的信贷扩张助长而不是缓解产业结构的失衡。

此外，在银监会关于房地产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限贷要求及官方低利率政策的双重背景下，影子银行日趋活跃。通过将表内存贷款业务的表外化操作，商业银行规避了监管部门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存款利率管制和行业放款约束，分享了影子银行系统的高利率收益；信托等金融机构则扮演着银行资金的表外通道，并因此留下“买路钱”。房地产业、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以及产品滞销、资金链紧绷的企业通过支付更高利率缓解了资金饥渴。可以说，中国影子银行的兴起是金融机构对利率管制和信贷干预的一种规避或反抗；也是与传统增长方式相适应的传统银行模式不再适应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外在表现；从资金融通的市场化趋势看有其积极的意义。

但是影子银行显然放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其一是以理财产品为载体的信贷资金继续流入软预算约束的地方政府项目和房地产、资金链紧张企业等高杠杆领域。部分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信贷活动的干预；部分原因在于受体制、机制所限，生产性投资的新领域难以生成，增长下滑的同时却没有经济结构的转变和转型。其二是影子银行的规模及其增速已显现高风险迹象。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的专家Charlene Chu提出，到今年3月末，理财产品支撑的未清偿贷款总额已达13万亿人民币。野村（Nomura）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社会融资总额已从2008年占GDP的145%增长至2012年的207%，其增速及其用途已与导致亚洲、欧洲和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前的信贷泡沫相差无几。其三，理财产品的违约纠纷已有发生，并有转化为群体性不稳定事件的趋势。

由此可见，中国产业结构的恶化与投资泡沫的膨胀有其深刻的金融结构原因，在体制和结构扭曲背景下的政府行政干预和银行监管政策的作用相对有限。

第二，对银行过度依赖的结构矛盾还表现为银行资产占GDP比例的相对规模已近极限。

我们做的国际金融市场数据分析报告发现，G20国家除了英国和法国外，其他发达国家2010年银行资产占GDP比例都在100%~200%之间，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在100%以下。而中国已经达到200%以上。另外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股票市值、债券余额与银行资产的总和）的比例，即使德国和日本这样的间接融资主导型国家，也分别只占46%和37%。中国则达62.5%。考虑到发达国家银行境外资产还占一定比例，中资银行境内资产的相对比例可能更高。

银行资产占比过高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威胁。其主要作用机制有二。其一是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的抵押政策实质是将借款方的信用风险转化为抵押资产的市场价格风险。信贷规模的扩张在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的过程中也导致房地产、地方政府项目投资泡沫的膨胀。信贷增长与房地产泡沫的扩张具有相互加强的正反馈机制。随着泡沫的膨胀，银行抵押资产市场崩溃的风险日益增大。政府在抑制泡沫膨胀方面显得无能，因为政府日益为泡沫破灭的严重后果而投鼠忌器。日本的经历我们需要引以为鉴：日本从高峰到谷底，东京的商业用地价格下跌了83%。股票价格下跌了82%，金融陷入流动性陷阱，经济陷入无增长的“失去20年”。其二是银行体系的总分行制度和“大而不能倒”定律将把各种微观风险汇聚成系统性金融风险集中转嫁给国家财政。银行体系的规模越大，大银行占比越大，国家财政承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越大。某种意义上讲，国家财政的金融风险承受能力构成银行资产规模扩张的上限。因此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角度看，通过制度变革促进市场定价和风险分散的股权和债券融资，实现大的金融结构调整已显得极为紧迫。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

第三，银行体系内部存在着国资背景大银行主导与民营小银行缺失的结构失衡。

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七家大型银行（四大国家控股银行加交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的总资产接近银行总资产的60%，如再加上其他全国性银行，占比超过银行总资产的88%。这种格局是过去数十年政府为推进工业化战略，实施低利率政策下银行业国家垄断经营的历史遗产。

但是这种结构显然不利于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也不再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一定程度上还导致了逆市场化发展态势。

林毅夫从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角度探讨了发展地区性民营小银行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当前经济中最具有活力和比较优势的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小，技术相对成熟，主要风险在于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和道德风险。因此金融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需要将所动员的储蓄投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并支持有才能而无道德风险的企业家发展。小企业难以到股票市场融资，因为就其规模而言，上市成本太高；小企业从大银行获得贷款也有天然的困难：一无抵押物，二无足够的信息透明度，三无规模效益且地域分散。因此最适合为小企业提供融资的应该是地区性的小银行。地区小银行是小企业天然的合作伙伴。小银行资金规模有限只能做小企业；地域上的分散性和属地性使它们具有本地信息优势。

市场准入限制和过高的存贷款利差，导致现有商业银行的创新和进取精神不足，贷款过度向国有企业和政府项目倾斜。另外，长期以来政府采取的低利率廉价资本政策，导致了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持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解释了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下降、企业和政府份额增长的态势。

另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都要求在城市创造更多服务业就业岗位，以帮助制造业更为顺利地淘汰落后产能，实现健康“瘦身”；同时也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创造更多进城农民安居乐业的条件。而未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企业一定是小微企业。国际经验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80年以来，德国80%的新增就业岗位是由不到20人的小企业创造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中国未来20年企业发展的方向。因此银行体系为小微企业提供信贷等有效金融服务无疑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银行体系的一个最大问题在于国家信用担保以及微观金融风险汇聚成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并最终转嫁给国家财政。国家信用担保的危害有四：其一，为政府行政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提供依据。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的贷款不同程度上成为各级政府追求短期政绩的工具，背离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导致信贷过度膨胀和不良资产的持续积累。其二，银行信贷使用者和商业银行管理者容易孳生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追求自身的短期利益而将长期风险转嫁给国家。其三，银行体系缺乏自身的风险消化机制，10年一次周期性地爆发系统性风险和隐性危机，挤占中央政府财政资源，削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导致社会分化。其四，各级政府的公信力和市场信用基础难以确立和加强。因此，发展民营属地化小银行并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为银行体系形成一个风险分散可控并能够自我消化的健康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