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外交战略的若干思考

能源结构转变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国正处在量变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外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关系。

中国之所以要建立能源外交战略的框架，是因为感受到了非常紧迫的现实需求。第一，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以及工业化、再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我国的能源需求总量呈现出不可遏制的增长趋势，这种趋势如果仅仅是我国内部的问题的话，不会引起外交方面的结果。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内部供应已经无法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于是产生了对外部资源的强烈诉求。2012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是58.9%，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是29.8%。近年来中国开始进口煤炭，2012年煤炭进口量接近3亿吨。我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需要引起关注和警觉。

石油对外依存度过高，煤炭消费比例过高，能源使用效率低等都是中国能源结构面临的重大挑战。能源结构转变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国现在正处在量变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外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关系。这种关系既体现在全球能源资源使用重点品种的变迁（如因为天然气在中国能源结构比例上升）导致全球进入了天然气发展黄金时期，由此世界其他国家有的因为资源禀赋差异成为中国能源贸易伙伴国,有的则成为中国的资源竞争国；也体现在对于全球高端能源环境技术的博弈中。

21世纪以来，全球掀起了一股猛烈的、各个国家都在进行的能源外交新浪潮。这种浪潮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所谓显性的，比如奥巴马在近期对非洲的访问中提出“电气化非洲”的方案，准备投资160亿美元对非洲一些国家进行电力现代化开发，这160亿美元出自公共开支，由政府资本70亿和私人资本60亿相结合，它的背后不仅是奥巴马对非洲的示好还有美国政府对非洲地区进一步燃烧的兴趣。非洲电气化的受惠国恰好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情况下保持4%以上增速的国家，其次这些国家近些年发现了大量的能源资源，包括特大的铀矿资源。可以说，美国的这一战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隐性能源外交的实践上，韩国和日本对中亚国家和前苏联地区国家的“新丝绸之路”的合作和示好，看似不是能源外交，不针对能源，但实际上也是殊途同归。

中国从2011年开始成为第一大能源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2012年由于北美页岩气的出现，美国又反超了中国，但是中国依然是全球能源市场的重量级玩家。基本上所有实施能源战略的国家都迫切希望中国进入到这场博弈中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和国家利益。比如近期挪威和美国高级官员访华时均带有明显的能源战略意图。挪威希望中国在北极海洋资源的博弈中给予挪威以平衡俄罗斯的压力，而美国高级官员访华的一个目的是向中国的能源专家说明他们对伊朗进行制裁的新法案，希望得到中方的理解和配合。

当今全球的能源秩序出现了新的特点。第一是西方国家在全球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源新布局；第二是对各个地区能源资源的影响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化；第三，能源的品种出现了从传统到非传统的深化、多元化的布局；第四，与能源相联系的环境技术方面已经进行了真正有政治含义的博弈。当今全球的能源发展进入了大变革时期，无论是从能源品种的利用还是能源方式的利用都在进行深刻变革，在这个时期，中国是否能利用好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将会深刻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未来发展。纵观历史，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很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则无法真正立足世界，对资源的把握是各个国家立足世界的物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能源生产国、能源出口国和能源途经国所组成的能源关系网将中国牢牢捆绑在里边。我国必须对此作出反应才能获得外交决策的自由度。

我国的能源战略框架比之于发达国家有利有弊。弊在于我国的能源外交实践远没有西方国家多和长，利在于西方国家从煤炭期到石油期，再到多元化能源利用格局，也没有战略确认，连美国都认为自己从未确认过能源外交战略，从这点上来说，我们同西方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另外，我们也可吸取国外能源外交实践的经验来获取我们能源外交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