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与延安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3）

三、有力举措，纯洁队伍，统一思想，严惩腐败

（一）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4月，尤其在1925—1926年革命浪潮高涨的时期，中共中央针对这一时期“一些投机、腐败分子也混入革命队伍之中”的实际，明确关于队伍建设的一个重点，就是清洗不良分子、腐化分子，以保持革命党队伍的纯洁与健康。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贪污的行为，经济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不仅丧失革命的道德，亦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如有此类行为者，务必不容情地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要求各级党部立即执行、是为至要。1926年12月2日，中央局给江西地方发出专信，针对江西发生党内同志去做官的情况严肃指出：不要忘记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决不能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要求“赣地对于以上严重的错误倾向必须急速纠正”，“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

1927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也随之消退，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党员的数量从五万人减少至万余人。惨痛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从总体上认识和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并在局部地区创建了苏维埃政权。“建设一支人民的军队，并以铁的纪律保持党和红军、红色政权的人民性、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力”，是1927年至1935年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以及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兼政建设的重要方面：

一是面对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由公开转入秘密的现实，1927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指出：“严格地整饬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实在是党的工作成效最必需的条件之一，对于违背组织上政治上纪律的分子，必定要严厉的处分”。1927年12月13日，中央专就节约经费问题发出通告，指出“生活费开支过多，极易腐化”要求“中央及各省负责同志，每月开支生活费，至多不得超过三十元，务须遵照实行”。

二是1932年初，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在苏区开展以反对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1932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与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发布第五号命令，要求“切实执行监察制度，消灭贪污腐化等现象”。1933年12月，中央苏区的反腐运动进入高潮，至1934年3月底，严肃查处了一批贪污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与此同时，还初步建立了苏区政权的民主监督体系。

三是对军队，中央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于1934年1月18日，中央军事领导小组于1934年12月23日、24日，一再做出决议、发出指示、责令全党和红军严正纪律，严格遵守“八项注意”，要求严办侵犯群众利益、破坏纪律的分子。

（二）在1937—1945年全国抗战的格局形成至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纯洁组织、廉政建设方面有四大举措：

一是清党审干。中央政治局于1939年8月25日《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抗战以来，特别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的正确决定以来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吸收了大批的优秀分子入党，建立了全国的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但因为猛烈的发展，某些地方党部追求新党员的数目，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趁机混入了党。因此，为着巩固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开展党员身份的审查工作。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再次出决定，继续巩固党的工作，必须严格审查干部，必须从党内将奸细分子（敌人同国民党派来的与收买的分子）、投机分子（为个人利益混进党内表现严重的贪污腐化与脱离群众的分子）与太落后分子（不到会、不交党费、又不做任何工作的挂名党员）这三种人洗刷出去。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审查干部的指示：干部的政治品质是否纯洁，和干部的工作是否恰当，这对于党的路线之执行，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此开展统一而有计划的审干工作，淘汰奸细、叛徒、危害分子和其他堕落蜕化不堪应用分子。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又一次做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将审查干部在整风中参杂着进行”，并将整风延长至1944年，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审查一切人员。

二是深入整风。将组织上的清党审干引向深入，发展为全党上下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在思想上进行一次大清理，清除和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干部坚定阶级立场，增进党性修养，以求全党思想的大统一；在组织上进行一次大清洗，以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洗不沌洁分子；在政治上进行一次大整理，为胜利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并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奠定基础。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讲到：“抗战时期有两个重要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

对于延安整风深远而重大的意义，从蒋介石的反应看就更有说服力。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安排印发延安整风的有关文件作为学习文件，并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各级干部，必须把他们这一运动的内容和办法作为研究的中心资料，探讨他们的战斗技术，用他们的方法再加以整理来制定比他们更高明更正确的方案，同他们斗争”；“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就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本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不但技术不够，就是精神也相差的太远”。1948年1月4日，蒋介石在戡乱建国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痛心疾首地表示：“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反之，中共在延安的山谷之中，从民国三十二（1943）年发动所谓‘整风运动’起，便逐渐扩张”。几天后，蒋介石又在一次军事训练会议上提出：“共匪有一个唯一的长处”，“就是他能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办事的方法，运用于组织、宣传、训练与作战”，“他们发起所谓”‘整风运动’，“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更是决心效仿延安整风，开展国民党改造运动，以使国民党起死回生，在1950年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参考材料，要求学习《辩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设》、《中共整风运动》等书籍，并亲自主持制定《本党改造纲要》，其中大量吸收了延安整风的方法，甚至直接搬用了中共的术语，规定“每一个党员要研究本党的历史与革命理论”，“以加强国民党的组织性”。以至于台湾后来有人戏称：应该把蒋介石先生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三是生产运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加之陕北、华北等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开展生产运动。1938年12月30日《新中华报》发表《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社论，1939年2月2日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在边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1年初，中共中央命令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1942年底，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在延安的党政军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还于1943年春为电影纪录片《南泥湾》和大生产展览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5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中指出：军队生产自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国家贫困、国家分裂，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减轻同在困难中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

毛泽东具体总结生产运动的意义是：一，改善了官兵关系；二，增强了劳动观念；三，增强了纪律性；四，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增强了团结；五，促进了解放区人民的大生产运动。并指出：“面对日寇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共高潮，我们学会了生产，我们又生机勃勃了。再过几年，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将要压倒一切敌人；进一步地、普遍地推广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以其为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四是边区政府廉政建设。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边区中央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里明确规定：边区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要“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人民有用“无论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力”；边区政府“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红军旅长黄克功，逼婚未遂开枪杀死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决定召开公审大会。黄克功给中央写信要求戴罪立功。毛泽东接信后立即写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严正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出事，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领下，党和政府为政清廉蔚然成风，被称之为中国最干净的地方，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黑暗、贪污横行、官僚大发国难财等腐败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的演讲中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944年七八月间，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的报告写道：“蒋介石的封建的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的充满生机的人民政府长期并存的，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下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而决定于他们”。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和延安时期，基于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思想上、理论上的清醒，适应形势发展不断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制度创新，采取有力举措纯洁队伍、统一思想、严惩腐败，一贯地保持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了党和人民军队、红色政权的廉洁性、先进性，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艰难险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的反腐倡廉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与延安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先进性，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作者系全国政协办公厅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