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党政治遭遇欧洲一体化（4）

丹麦对《马约》的否决导致成员国政府间的重新谈判。欧盟其他成员国赞成丹麦的绝大部分修改意见。从《爱丁堡协定》中，丹麦获得了“四大豁免”：不要欧盟的公民权；不参加欧洲货币联盟(EMU)的第三阶段(包括共同货币)；不参加共同司法和警察事务；不参加共同防务政策。《爱丁堡协定》所带来的修订名义大于实质。这些修订对他国而言无关痛痒，而是丹麦国内精英与民众之间达成的一次妥协。《马约》的反对方在1992年声称共同货币将抹去丹麦女王的头像和丹麦货币；而到1993年《爱丁堡协定》的拥护者则老调重弹，坚称丹麦货币和女王都安全了。正是在公民权、货币、防务和警察事务等具有民族认同意义的领域，做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改变，导致了第二次公投结果的逆转：《爱丁堡协定》以56.7％的赞成票被通过。

1992年爱尔兰选民以69％赞成对31％反对通过了《马约》。《马约》公投中最有力的反对声音并不是来自经济问题——时任总理的阿尔伯特·雷诺兹习惯宣称：“爱尔兰每向欧共体支付一镑，我们都能拿回六镑来，你还能说什么。”——而是围绕堕胎、离婚、同性恋等道德问题。爱尔兰民众中那些虔诚的天主教徒，担心欧盟支持堕胎的法律会应用到爱尔兰。另外，反对方还在中立问题上大做文章，声称批准《马约》将导致爱尔兰被迫加入北约，重回英国掌控中。尽管条约最终被通过，但是围绕《马约》的辩论也显示出爱尔兰国内对于一体化的看法开始分化：有人担心欧洲对爱尔兰的影响，有人鼓励爱尔兰发挥对欧洲的影响。转折点发生在2001年，尽管投票率只有35％，但爱尔兰民众在公投中否决了《尼斯条约》。民意调查指出，选民否决《尼斯条约》的原因列前三位的是：对条约缺乏了解、担心国家主权和独立、维护爱尔兰中立政策等。实际上，公众对《尼斯条约》的否决并非是对条约本身的彻底否定(否则就不会在第二次公投中批准条约)，而是对于爱尔兰政党和政府的责难——精英们自以为仅凭对条约的简单解释，再经过贫乏的公众讨论，就可以赢得选民们对于一系列政治变迁的支持。由于民众对条约缺乏了解，因此反条约运动能够动员民众，并使大家相信如果条约通过，爱尔兰的中立地位就会受到损害，移民潮也会随之而来。而政府和支持方除了重复经济方面的利好消息外，并没有在认同和地缘政治问题上给予有力的回应。2002年，爱尔兰政府发起了第二次《尼斯条约》公投，此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以唤起第一次公投中未投票的“沉默的大多数”。最终第二次《尼斯条约》公投的投票率提高了150％，并且以60％的支持率顺利通过。

2007年欧盟各国批准了《里斯本条约》。进入成员国批准程序后，爱尔兰成为唯一需通过全民公决方式批准该条约的国家。爱尔兰执政的共和党和民主进步党联盟以及第一、第二大在野党统一党和工党领导层都呼吁选民投票支持《里斯本条约》。和第一次《尼斯条约》公投时一样，尽管2008年春季的调查显示爱尔兰人对于一体化的支持率很高，82％的受访者认为爱尔兰从欧盟获益(是所有成员国中最高的)，但同时只有很少的人了解《里斯本条约》，许多人不知道公投何时举行。因此2008年6月的公投的投票率相对较低(54％)，并且再次以53.4％对46.6％的微弱多数否决了条约。调查显示，选民否决条约的主要原因中：除了不了解条约是最主要的原因外，保护爱尔兰的认同、中立及欧委会席位都属于认同和地缘政治因素，只有维护税收体系是经济原因。

从第一次公投到2009年10月的第二次公投，金融危机使爱尔兰经济状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但由于爱尔兰是欧盟成员国并使用欧元，因此得到了欧洲央行的义务援助。公投前夕，爱尔兰财长雷尼汉承认，2009年本国GDP将下降12％，不得不依靠来自欧盟的40亿欧元注入。这也使爱尔兰人意识到，如果不批准《里斯本条约》，爱尔兰可能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危机。再加上欧盟再次对爱尔兰做出保证，禁止堕胎等特殊政策不会因为《里斯本条约》而改变。而支持方的动员攻势也的确使得公投投票率有了大幅攀升。最终在第二次公投中，以67.1％的支持率通过了《里斯本条约》。

结语

从1992年至今，一体化扩大到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警务与司法合作、社会环境政策等领域。随着欧盟进入过去民族国家的管辖权范围，也导致欧洲议题的国内政治化，并牵涉国内政党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在成员国围绕欧洲的辩论中，并非只是单纯的国家经济利益考虑，民众的认同也成为有重要影响力的选择偏好。并且，这些偏好的形成过程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政府与利益集团精英的秘密协商，转为有民众参与的大众政治运动。丹麦和爱尔兰并不是两个边缘的证据。克里希等人通过对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士的国内政治的研究，也发现认同因素在关于一体化问题的政治动员中，具有比经济考虑更显著的作用。伊米格分析了1984年到1997年间欧洲范围内的近万次民众示威活动，发现了欧洲议题的国内政治化和大众政治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