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忧患意识　成就中国梦想

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是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必然要求。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居安思危、勇于进取，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这无一不说明，我们党在政治上是清醒坚定的，通过增强忧患意识，克服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忧患意识是一条治国理政的古训。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是促进国家进步、民族振兴的催化剂和动力源。早在《周易》中，就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三不忘”之说。后来《左传》中也称：“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列国之间纵横捭阖，兴衰无常，国家安危不时发生转换，存亡继绝甚至就在一事一策之间。于是，很多政治家、思想家便疾声告诫：“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后来，人们不断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要求人们要居安思危，保持事业的长久。唐朝著名政治家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告诫唐太宗：“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的“四思”，以及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的“居庙堂之高，财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源远流长的忧患意识，滋养着中国人的心灵大地，促成了其治道精神和为政规范的形成，可以领略到传统文化中那种忧己、忧民、忧君、忧政、忧天下的鲜明特征，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忧患意识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忧患”一词虽出现较晚，但忧患意识的产生却要早得多。“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求以己之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有人认为忧患意识“是一种清醒的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是一种自觉的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治道》中有感慨：“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具体讲，忧患意识的内容体现在“五忧”上：忧己。“为人不能尽人道，为官不能尽官道，是吾所忧也”。孔子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忧其贱，而忧道之不笃也。”人们对于安身立命、修齐治平的忧患最终达到一种无忧而达命的境界。忧民。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价值是“民本论”。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心向背与国家的兴亡、统治者的安危连接起来。孔子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法家的管子也在《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的“居庙堂之高，财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忧君。传统人士的忧君意识主要体现在君主要有所忧，君主要忧所以忧，君主要积仁德，君主要行仁政，君主要善于用人。忧政。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上书》提出“忧政”观点：“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政治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其忧患意识底蕴在张扬一种为政之道。为政既要正心修身，秉忧勤之心，还须晓治国之道、为政之要。忧天下。忧天下与忧君相比，进一步扩展了“天下为公”的政治道德意蕴。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表达了这种“天下为公”的情怀。正因为有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才使得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绵延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