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3）

二、形成阶段

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需要进行总结；抗战爆发后，依靠全民抗战成为党面临的新课题。这些都促使党的领导人系统地思考和践行群众路线问题。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动员报告中，提出“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这一期间，毛泽东反复阐述和强调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

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再一次系统地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阐述。他首先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接着又进一步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奠定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肯定了从1927年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做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强调我们的党和军队“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要求全党全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时刻牢记“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提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同时提醒全党“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要求“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还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时，毛泽东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在“七大”的闭幕词即《愚公移山》中指出，“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的上述精辟论述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七大”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还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刘少奇在“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就“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指出“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七大“党章”系统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七大“党章”第一章就要求党员条件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这一期间，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多次强调群众路线问题。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要求自己“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要求“部队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任弼时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中要求“每个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并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决心”。“七大”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