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努力实现无水分的经济增长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承继了从2011年开始的结构性减速趋势，基本稳定在一个较过去30余年平均值略低的新平台上。在发展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将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的那样，更加追求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在这个意义上，比过去稍慢但质量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长速度，正体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也恰可为我们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切实的物资保证。

一、经济增长的水分之辨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接近10%。这是近300年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但是，30余年高速增长波澜起伏，其间还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的增长也付出了不可忽视的代价。结构失衡、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环境污染等便是其中最显著者，这使得中国百姓享受到的经济增长成果打了折扣，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很难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同步提升。这些代价便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水分。

概括而言，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水分，主要体现在投入产出的效率降低上。

从投入看。以GDP来衡量，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相当于GDP一半的高投资以及接近GDP10%的净出口支撑的，仅此一端，便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位居世界前列。如果把生态环境等外部影响也视为“投入”，我们为增长付出的成本更高。有关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虽在下降，但到2011年仍高达4%左右。

从产出看。对于我们这种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水分，关键要看投资能否形成有效供应。如果投资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更有甚者，一些投资固然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并进而迫使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长期闲置，与这样的过剩生产能力相对应的产值，同样构成经济增长的水分。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形势日趋严峻，传统产业的产能大面积过剩已是痼疾，就是在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增长势头也令人担忧。统计显示，当前我国产能利用率平均仅达80%稍高，按照85%—90%正常水平，我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已接近危险水平。应当说，产能过剩已经形成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死荷重”。

从综合效益看。近年来，在增长至上的激励机制下，各地对增加投入普遍高度重视，但很少顾及产出的质量，更忽略了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效益联系。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伴随经济增长率的高悬，我国的经济效益提高缓慢，甚至有所下降。中国全社会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的数据，清楚地刻画了这一变化的轨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79—1995年，平均为2.3;第二阶段是1996—2011年，平均为3.5，后一阶段竟比前一阶段上升了52.2%！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现阶段增量资本产出比明显偏高。

二、经济增长水分的体制根源

从发展规律看，我国经济至今仍处在赶超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要素规模扩张明显，结构性盈利机会充足，增长更多呈现出外延扩张的特征。与此对应，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中的水分相对大一些，亦在意料之中。

但是，对于增长水分的来源，人们有着不同看法。许多人将分析的眼光指向统计数据本身，认为我国长期存在“唯GDP”导向，诱发且不断强化地方政府向上虚报GDP数字的倾向。近年来全部地方GDP加总之和远大于全国GDP，就是这种乱象的明证。

从技术上说，尽管存在缺陷，GDP究竟还是能够描述一国经济增长的近似状况，特别是随时间变化进行调整后，至少不会出现长期的系统性偏离。有一个事实可以为此判断提供佐证。2004年和2008年，我国曾两次进行全国经济普查，每次普查的结果都上调国内生产总值达10%左右。这至少说明，我国GDP数据不存在系统性高估。相反，我们认为，中国GDP数据可能存在系统性低估。这不仅因为诸如服务业和“地下经济”等从来就没有被完整地统计进来，更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伴随着一个可称为货币化和资本化的过程。由于货币化和资本化是渐次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国民产出通常难以被统计网络同步覆盖。这些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漏统，在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上有其对应表现。长期以来，我国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一直保持着高于实际GDP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的态势，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我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着大规模的“货币迷失”。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长期存在被低估的可能性。总而言之，将增长水分归因于数据统计本身，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