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政党转型的理论创新与路径选择（3）

由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政党政治和社会生态的独特性，中国政党政治的法制化，中国执政党的依法执政除具有国外政党政治法制化的一般特点外，又具有自身的内容和特征：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就是党依据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国家政权运作方式选派人员执掌国家政权，依据法定程序将党的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党组织要保证国家政权机关按照法定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运转并保证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依法执政的逻辑起点是实现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组织的分开，实现党的政策文件和国家的法律分开，避免出现党组织代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党组织在国家政权机关的外部对国家政权机关发号施令，以及将党的政策文件等同于甚至高于国家法律等违反法治原则的现象。

法制在短时期里还不可能很完善，有时在中国这个人情或熟人社会里会大打折扣，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素质，这时候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个素质是指什么？不同时期党员干部的素质应该有所不同，战争年代主要是对党的信仰、对组织的忠诚，做人的道德，即情商，干事的能力是次要的，而现在，对党的信仰、对组织的忠诚，做人的道德、修养非常重要，是基本前提，这是情商问题。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即看干事的能力即智商。情商和智商要“双高”，缺一不可。

总之，加快中国共产党政党转型的步伐，对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在转型过程中必须既大胆，又谨慎，既积极、主动，又渐进、有序。只有这样，才能在继续维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快速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曹鹏飞：一要更加注重民主法治。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激化，根本说来是执政党与民众在共识和认同方面缺失所造成的。政治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是现代公民普遍都能接受的观念，民众很多时候反对的不是政治而是政治的某种具体现实形态。由于中国先党后国的独特历史，执政党的历史合法性常常和革命合法性合二为一，当历史进入革命与社会脱离的阶段后，执政党的革命合法性就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势必要为民主的合法性所代替。选择必要的民主形式和杠杆，重新寻求执政党与社会的公约数，以新的共识和认同为基础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利用威权主义的最后优势终结威权政治本身，通过民主法治技术彻底实现执政党自身转型，以及与转型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合作。

二是时间表设定。从世界范围的执政党命运来看，很多大党、老党的失败主要是输给时间，苏联共产党尽管在执政晚期也试图拿出改革的路线图寻求转型，然而苏联社会和民众没有给苏共太多时间。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中国社会发展与演变在和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决心、改革智慧和改革进程赛跑。社会和市场的开放不可逆，所以开放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只会越来越自主、成熟和强大，自治力和行动能力越来越会得到提升，面对这种趋势执政党不能等，也等不起，不光要拿出明确的改革路线图，而且对于路线图的执行要有明确的时间表，以此给社会一个明确的预期，缓解社会的紧张和焦虑情绪，也有利于执政党转型的内部动员和执行力提升。

三是话语体系要变革。执政党的转型，首当其冲的是思想与理论变革，思想和理论变革的方向与标准应当以社会大众的意愿和利益为依归。中国共产党的传统话语体系是以“革命”为核心取向架构起来的，推崇的是信仰与道德，而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差异化，执政党需要调节和维护的利益范围越来越广泛，利益内容越来越多样，信仰、道德与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背离性就明显暴露出来。要克服党的话语体系与社会发展的背离状态，就要寻求高于各党派和各利益团体的思想理论体系，代表国家和人民意志的法律是唯一具有这种超脱性的体系，可以对所有社会主体进行普适性规范和管理，在法制的强制规范下鼓励充分的民主博弈，这是现代社会安全运行的唯一保障。因此，把执政党的思想理论、话语体系和内部关系调节向社会普遍遵守的民主与法制体系靠拢，是化解执政党与社会从“精神出轨”到“肉体背叛”的唯一渠道。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曲明哲：执政党转型是一个过程，是系统工程，只有不断拓展执政党自身建设转型路径，适应建设和改革的需要，大胆探索，才能成功转型。

一是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学习就永无止境。二是构建执政党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要围绕核心概念、基本概念和重要概念，形成一系列新范畴、新表述，说明执政党建设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及怎样才能长期有效执政的问题。三是加强执政党自身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党内要立法，要完善党内监督体系，拓宽监督渠道，把党组织监督、党员群众监督、党员干部之间的监督和专职机关的监督结合起来，形成党内完善的监督体系，使党内监督既有制度上又有体系上的保证，逐步实现党内监督工作的制度化、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