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促转型、稳增长（3）

王一鸣：转型的快慢取决于改革的进度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基本特征就是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一位数的增长。我认为，拐点实际上发生在金融危机前，2007年三季度经济增速就开始放缓了。从持续的变化过程看，有金融危机后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也有结构调整和潜在增长水平变化等内在原因。

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将是渐进的过程，不会像日本、韩国那样有突变性。一是国内需求潜力巨大，原有的发展模式使得这种内需潜力没有充分释放出来，扩大内需能拉长经济较快增长的阶段。二是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升，虽然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但劳动力素质在提高。三是中国幅员广大，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在内陆地区延续生命周期。

而转型是以增长阶段转换为前提的。那么，转型的内涵是什么？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在产业结构方面，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在需求结构方面，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在收入结构方面，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要素结构方面，提高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区域结构方面，中西部经济占全国份额逐步提高等，无非是这些内容。而这种结构性变化都是以速度适度放缓为前提的，是以增长阶段的转换为前提的。

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有渐进性，转型也具有渐进性。现在讲要建设消费型社会，但向消费型社会转型也是渐进的。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来看，投资率比较高的经济体，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在一个阶段有下降，但是居民收入增长仍比结构平衡的国家要快。所以，转型也不是绝对的，不是马上要进入消费型社会。中国具有大规模经济体特征，转型也更有渐进性。

其实，转型取决于改革，转型的快慢取决于改革的进度。从增长的角度谈改革，需要解决的就是培育新的动力，要继续推进市朝改革进程。最关键的就是要素市朝，推进土地、劳动力、资金市场的并轨，推进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金融制度改革。

宋立：经济明显减速的时间还没有到来

关于增长问题。首先，我国明显减速的时间还没有到来。由于潜在增长率存在方法缺陷，很难有比较统一的意见。从确定因素来看，我们的研究发现，2015年或2016年可能是我国第一次明显减速的年份，2019年或2020年可能是第二个明显减速的年份。目前经济减速不能完全归结为潜在增长率下降所致。第二，我国不会出现台阶式减速。现在都谈中国经济“下台阶”，“下台阶”是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但可能不太准确。我们把世界各国高速增长之后的减速情况研究了一下，发现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波浪式减速；一种是台阶式减速。日本、德国和中国台湾是台阶式的，美国、英国和韩国是波浪式减速。中国减速可能是波浪式的，因为我国存在两个二元结构，由此决定我国经济增长可能呈现四速格局，当然因为中间有重复的地方，现实中可能没有四速，可能是两速左右。而且，我们有地区和城乡差距，有些地方下来了，有些地方还会上去。所以，我国减速不可能是台阶式地下来。同时，我相信过几年等世界经济复苏之后，我国经济还会上升，8%以上的增长将会再次出现，甚至出现9%的增长的可能性都有。第三，不要刻意地去减速。日本1967年达到12．4%，大家对GDP有些烦，有人甚至提出“让GDP去见鬼吧”，两年以后——1969年GDP真的见鬼去了，从此以后再也没上来。因为日本1967年刘易斯拐点到来，成本上升，韩国和中国台湾竞争力上来了，在此情况下，该失去的市尝不该失去的市场，人为地一压全失去了，所以不要人为地去压。第四，宏观调控要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结合，短期措施和长期措施并重，尤其要加强供给管理。我国当前减速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世界经济不好，外需跟着下来；二是我们主动调整；三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来。世界经济过几年肯定会回升，我们能不能跟着回升？关键是靠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