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近代中国联邦制的失败（2）

这是18世纪的英国国会，议员们正通过口头辩论来保护英国人的权利。议会是实现民主民治的机构，它在近现代被中国人引进，逐渐改变了中国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绘画/B.Cole

地方自治，能否化解愈演愈烈的中央集权危机？

顾炎武的第一个异代知音，是出生于晚清的章太炎。1899年，章太炎写了《藩镇论》《分镇论》两篇文章，用的名词、概念与顾炎武一样陈旧，要表达的意思却很新。章太炎认为，中国现代化必须伴随一场体制性变革，体制性变革的要点，就是中央放权，地方扩权，以地方自治化解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力冲突。

晚清的中央政府，的确面临一场深刻的危机。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短短几十年，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生活习惯、思维习惯，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巨变，区域发展差异凸显，地方主义崛起顺理成章。更何况，随着剿灭太平天国的湘军集团崛起，督抚们渐渐把军权、财权与用人权等揽在自己身上。从此地方坐大，中央衰落。

尤其让清政府震惊的，是1900年的一场“东南互保”.那时候，因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爆发，清廷得意忘形地向列强“宣战”.而头脑冷静的东南各省督抚，却丝毫不理会政府的命令，反而与列强相约局部休兵，互保东南，使东南各省免除了一场无妄之灾。这个事件给中国人一个重要启示。比如梁启超，就在1901年向中国人介绍瑞士联邦制，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地方自治传统，如果能采用联邦制，中国许多难题都容易化解。

中央集权的危机，在清政府那里早有预感。尤其是“东南互保”，对清统治者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清政府也在思索。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参照东西洋立宪各国经验，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重建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

然而，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数百年的“家天下”思想深入骨髓，很难真正去分享权力。于是仿行立宪的原则，就成了“大权统一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依然掌握实权，只是允许民众参与讨论政治而已。但即使这样有限的让步，清政府实际也没做得到，它真正的思路或者说“惯性思维”是--削弱现行督抚权限，各省新设督抚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归中央，反倒是要加强中央权力。

清政府的决定，引起地方势力的严重不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公开反对，表示很难办到，各省督抚也相继表示不满，此案只有暂时被搁置起来。清政府仿行立宪宣称要解决中央、地方的权限问题，结果却南辕北辙，很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