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近代中国联邦制的失败

近代中国曾有一个梦想，在当年被追寻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它便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在晚清萌芽，在上世纪2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运动中达到高潮，但随后，它就被刻意遗忘了。这似乎也是命中注定，谁让它被与各种“恐怖”的标签，诸如“军阀割据”、“门罗主义”乃至“分裂”等等捆绑在一起呢？不过历史的真相，或许远没有这么简单。

五千年文明，是否只有大一统一个选项？

我们今天习惯说中国具有悠久的“大一统”传统，地方主义并不是中国人所向往的。这些说法久已成为常识，甚至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然而诉诸于历史事实，却还有重新认识的空间。

中国人或许从一开始就星罗棋布遍及今天的中国本土，但中国文明的演进，其实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逐步向外扩展的。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至墨子的时代，也就是春秋末战国初，中原地区至少还有300个以上的“国家”，因为墨子明明白白说他看过300国国书。所以，如果一定要说中国传统，分治、地方主义或许更加久远。

真正意义的大一统，或者说期待建立的大一统，从秦王朝开始。为何从秦代开始，大一统就成为中国人所向往的？这与中国的文明形态有关。两千年帝制的根基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本质需要稳定，不折腾。从汉代中期开始，历朝历代都严厉打击地方主义，由中央政府出面垄断盐铁等重要生产、生活资料，抑制商业文明，重农抑商。

这种模式，将地方上各种权力能收的都收到了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沦落”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几乎没有什么自主的发言权。现在看来，既扼杀了地方的积极性，也让中央背上了极其沉重的财政与政治负担。但这种权利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造成一种稳定而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它很好地适应了农业文明。

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假如不是西方人东来，中国不与西方接触，中国文明必将长此终古，因为中国文明充分适应了农耕社会的需求，不仅早熟，而且精致。

然而，随着历史发展，西方社会在变化，商业资本的崛起，工业革命的影响，大航路的发现，拉近了世界的距离，东方不再遥远，世界渐渐融为一体。中国必将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

工业的、商业的文明，究其本质，是市场为社会主角，不同区域的交流为常态。而交流需要差异，于是广袤的中国原本潜藏着的地方主义，就被西方因素渐渐激活。比如从经济上讲，东南沿海就形成了苏杭丝织业、松江棉纺织业、芜湖浆染业、佛山矿冶业、景德镇制瓷业、铅山造纸业等等许多手工业中心，而各种地域性商帮也在蓬勃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地方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分裂割据”，它还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地方的差异与活力。

这或许还能解释一个问题，就是明代中晚期东南沿海倭寇的兴起。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业在发展，需要更多的贸易，而当时明政府对贸易的政策是管制。于是倭寇就利用这样一种管制贸易、一种高额的税率进行走私。只要在管制的贸易状态下，就有走私的空间。而且这些倭寇中有许多人其实是中国人，领头的是徽商。倭寇走私贸易的是非暂且不谈，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地方商业经济的发展与中西贸易的需求，与中央的管制贸易政策发生了矛盾。

面对微妙的变化，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很自然地思考起如何重建中国权力模式的问题。他们像欧洲许多思想家一样，从理想中的黄金古代寻找答案。顾炎武为此专门写了篇《郡县论》，明确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要求任职县令要用熟悉本地风土人情的人，若干年的试用后，称职的人就终生任职，并且要求“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让他的个人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紧密联系，这样他便有了责任感，由中央的派出机构而变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实体，最终再以各地的共同发展，来维系全国的统一和稳定。

如果中国的政治不再发生剧烈的变动，伴随着新的生产力因素的不断壮大与成长，顾炎武的权力模式迟早要实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并没有被顺利嫁接到中国的农业文明上，明清易代之际，生机勃勃的满洲贵族以自身强大的力量，阻止了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中央集权在清朝早中期被推上了巅峰。而顾炎武的知音，直到近代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