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近代中国联邦制的失败（3）

联邦制，是否是中国人对时局失望后的一个选择？

清政府错过的机遇，本可在民国初年弥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后不到两个月，全国14省相继宣布独立。1911年底南北和谈，14省督抚派代表参加。按理说，中国此时可仿照美国开国之初13州重谈宪法那样，重谈统一，构建联邦制。更何况，清政府最后几年的宪政改革虽没真正解决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地方主义，各省士绅参政议政的谘议局如约开议后，民主宪政渐渐被人们所知。然而辛亥先驱就在这个时候错过了机会，匆忙中要重回大一统，创建中华民国。

这种不明所以的行为，其实也可解释。民国建立后，外部危机不断袭来，蒙古成为那时中国最头痛的问题。如何处理边疆危机，是民国初年的政治难题。而重构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便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选项。同时，要获得列强对民国政府的承认，并顺应当时中国人厌乱求治的心理，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看来也是更实际的选择。

然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没有很好地化解边疆危机，反而使袁世凯渐渐走上大权独揽的道路。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省官制，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使先前由选举产生省长的可能，变成了绝对不可能。而这些将军、巡按又往往出身北洋，这不能不引起许多人不太乐观的联想。

很多时候，思想家的预感往往走在实际政治发生前。政治现实迫使先前反对联邦制的人忽然想到扩大各省自治权，分权思想、联邦制构想，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最先重提分权政治的是进步党人李其荃，他在1914年7月发表的《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治》一文中，认同中国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谋统一而摄内乱”，但谋统一可，谋集权则不可。因此，未来中国最合理的政治架构，就是中央与地方分权。思想家张东荪、丁佛言等也发表了联邦制言论。

平心而论，袁世凯或许不是理想的现代领袖，但如果当时举国一致，共同努力，致力于实业发展、制度建设，并照此长期发展，那么中国即使不建立成联邦制的国家，也势必能造就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可能后者更是中国迫切所需。然而，先因国民党宋教仁被刺而引发内乱，继则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短短几年，数度战争。强大的中央政府可以带来的诸多好处，比如消弭内乱，稳固边疆，建设发展，民族复兴，等等，统统落空。不仅中央集权体制建立不起来，就连国家的统一也成了问题。这样一来，已有一定理论基础的联邦制，就再度被人们想起了。

当1917年护法战争进行之际，向来主张中央集权的熊希龄忽然通电主张采用联邦制，这一方面或许因为武力中心主义失去信仰，另一方面反映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厌弃战争、渴望和平的心情。可以说，在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幻灭后，面对国家分裂的实际状况，中国知识分子在没有办法中想到了一种办法。

南方的孙中山或许出于策略考虑，会接受熊希龄联邦制建议；但北京的中华民国肯定不会接受权力分享。能够灵活接受熊希龄这个主张的，是他的家乡湖南。

　　其实近代中国地方主义的起点，就是陈宝箴、黄遵宪等人所主导的“湖南新政”.

湖南新政发生在甲午战败后，由于战败，中国人就去检讨过去几十年发展中的问题，朝野内外一个基本共识是，过去对社会管控太多，中国没有民间社会，没有“自组织”，没有新闻媒体，没有一切现代国家所拥有的社会管理方式。

这一特别机遇被陈宝箴、黄遵宪等人敏锐地抓住了，而他们之所以在湖南进行试验并能成功，主要还是因为湖南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极端激进与极端保守同时并存。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湖南特殊的区域位置。

就区位来看，湖南拥有一个特殊的窗口广东。湖南人至今外出打工，依然首选广东。广东是近代中国与外国人接触最早、最多的地区。湖南人通过广东这个窗口，看到了西方文明优长之处，因而有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泽东等一大批力主学习西方的湖南人。另一方面，由于湖南在中国的位置，当南北要冲，为西南门户，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或许由于这个原因，反倒使得湖南人排外、反抗的思想格外激烈。当1897年德国出兵占领山东的胶州湾，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时，湖南人就在两年自治的经验基础上准备独立。这当然不是分裂，而是准备像梁启超等所期待的那样，以湖南独立为中国将来重建统一积蓄力量，保留一个复兴基地。

湖南独立在1897年没有成为现实，因为清政府鉴于胶州湾事件的巨大影响，在第二年开始了政治改革，是为戊戌维新。戊戌维新为湖南地方自治增添了动力，湖南省内的南学会，就是一个提倡地方自治的政治团体。遗憾的是，湖南地方自治没有结果。戊戌变法在1898年秋天逆转，湖南地方自治试验也就随着陈宝箴、黄遵宪被解职而烟消云散。

转眼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过去的地方自治先锋，又担负起“联省自治”运动的领头羊。

风起云涌的省自治，会否导致深陷内忧外患的中国分裂呢？

上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在中国发展得如火如荼。湖南不仅在1920年11月由省长谭廷闿、师长赵恒惕发表通电，第一个宣布自治，还在1922年元旦正式公布施行湖南宪法。在湖南省宪的启示下，四川省的刘湘，贵州省的卢焘，广东省的陈炯明，江西省的陈光远，浙江省的卢永祥，陕西省的陈树藩，以及东北的张作霖，华北的吴佩孚等政治强人，都先后运用各种方式尝试自治。

这样风起云涌的省自治，会否导致深陷内忧外患的中国分裂呢？这是当时许多人的疑虑。比如孙中山就指出：“我极力主张地方自治，但也极力认为，在现在条件下的中国，联邦制将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成为许多小的国家，让无原则的猜忌和敌视来决定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不过，我们看到一个表面上相当奇怪的现象，那就是20年代早期的中国，各地的自治运动风起云涌，而只经过几年的折腾，到头来却是中国获得了新的统一，各省依然处于统一中国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任何一个省真正从中国分离出去。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区域“忠诚分层”的问题，湖南人忠于湖南，但不会忘情中国，真正愿意一省独立永久脱离中国的毕竟是少数。中国自古以来的自治，都是相对于大中国而言，是统一条件下的治理方式调整，因而自治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三国演义》的开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按照1920年代的政治逻辑，各省自治必然渐渐进入数省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