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 是否适合联邦制这一剂猛药呢？（4）

其实在各省自治期间，就有好几次组建联省政府的尝试。比如1921年，湖南、四川决定出兵驱逐北洋的王占元，帮助湖北自治。湘军出动前，省长赵恒惕派多名说客到西南各省活动，说打算在驱王之后，在武汉召集各省代表，商量组织联省自治政府的大问题。提议一出，云南、四川、浙江、山西等纷纷表示赞同。当时甚至有传言，说是联省政府的名单都有了，比如黎元洪任元首，段祺瑞任总理，陈炯明长陆军，而孙中山则传说要被推举为太平洋会议的代表。当然，这些组建联省政府的尝试统统都没有结果，自治运动很快被北伐统一所取代。

统一的中国对于国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20年代各省自治运动开始之初，人们的关注点不仅仅在自治上。比如章太炎的《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就为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拟了个蓝图。他认为，未来中国肯定不能重回大一统中央集权的老路，而是应该根据各省自治的成就，重构一个合理的权力架构。大致上说，未来的中央政府必须大幅度放弃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力，即便应享有的外交、军事权力，中央也应该受到各省约束，不能为所欲为。一个全新的中央，不是权力被架空，而是根本不能享有那些权力，中央只是“大中国”主权的象征，成为各省政治强人无意竞争的地方。

章太炎的分权模式稍嫌偏激，这可能与他的切身经历有关。民国初年，他因反对袁世凯独裁而被一度囚禁，这个经历让他对中央集权的厌恶达到极点，再加上各派为了争夺中央而上演一幕幕闹剧，也让章太炎把中央集权视为民国乱源之一。我们今天理性地来看，虚置中央并不可行，外交、军事大权理应属于中央，同时中央应有能力来调节各省的关系，为一个没有壁垒的国内统一市场创造条件；而在社会、经济与教育等方面，则可给各省更多的空间，发挥区域优势，在竞争中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大一统”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是否适合联邦制这一剂猛药呢？

不过，“联省自治”即便能消除人们对分裂的担忧，也难免不让人有东施效颦之感。

自从中国进入近代后，中国的内部变动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内政，总带有一些国际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英美等国长期稳定繁荣，给世界以重要示范，许多国家从原的来单一体制改为联邦制，甚至连社会主义苏联，也在以联邦为诉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路径选择，这也是1920年代联省自治的国际背景。

“大一统”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是否适合联邦制这一剂猛药呢？

从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道路来看，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大概有三种情况：一是土地广袤，如美国、苏联；一是民族复杂，如瑞士、英国；一是国家政治上的向心力、凝聚力不足，如旧时德国等。

以此反观近代中国，支持联邦制、联省自治的学者认为，土地广袤，匹于俄美；民族复杂，不减英瑞；政力涣散，有愈旧德。兼此三者，加上中国经济落后，产业不发达，交通不便利，为各国所无。因此，中国如果回复到旧有的单一国体制，集权于中央，不仅无法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而且势必陷入内部各种纷争中。故而对于中国来说，采取复合形式的联邦政体，至少可以有这样三大好处：

一是各地、各族各应所需，各适所宜；

二是省各有宪，则自治范围较广，人民可多得参政机会，于自治力之养成，极有裨益；

三是中央与地方各有遵循，可以减少政治纠纷，军事冲突，利益争夺。

即使从当时中国最直接、最现实的困境来说，联邦制、联省自治、一国多制的政治体制，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各种政治野心家的专擅行为。

从消极意义来说，联邦制、联省自治或一国多制的复合政体，也是当时实际上陷入分裂状态的中国重新走上统一之路的一种“比较的和平方法”.

联邦制、联省自治或一国多制的复合国体形式，或许合乎中国国情，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许确实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实际上陷入一个理论误区。因此反对者也几乎如出一辙从中国国情来立论。

中国国情一个最大的特殊性在于，理论上不会有谁坚定反对自治、联治，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想着的是“自己治”，而不是“别人治”.也就是说，“自治”实际上很可能被操作为“官治”、“军治”，而非“民治”.更何况，当时中国的民众并没有相应的自治能力，需要长期的培训。这就不可避免发生一个问题，一旦利益冲突，拥有权势的人或集团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更遑论帮助民众来参与政治，约束自己。

即使有几位比较超脱的军人，如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他们也不能强求所有军事实力派都和他们保持一致。比如吴佩孚，他过去曾反对过“武力统一”，但那是因为他羽毛未丰，一旦他以为自己的力量差不多时，也和其它军阀一样，要建立所谓“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1921年9月10日，他与孙传芳等人联名通电，提出在庐山召开所谓“国是会议”，以发起国民大会，恢复旧法统，取消南北政府，实现全国统一。而那些没有能力扩大地盘的小军阀，更乐意于抱定“自治”的招牌不放。

那时人们普遍的困惑是：中国既有军阀专制，则任何形式的自治，都必然带有军阀割据的特征，都是“军治”，而非“民治”.军阀未除，“自治”二字不必假用。军阀成了中国落后、混乱的替罪羊，由军阀主导的反军阀运动，却成了国民的一场狂欢。

联省自治从1920年兴起，如火如荼开展了几年，仍没有实际效果，并常混杂着各个军事实力派的争斗，让一些激进的知识精英失望不已，更没有唤起民众参与的热情。所以在1924年，倡导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兴起后，很快俘获了大部分人心。

随着1926~1928年革命军出师北伐，北洋的中华民国结束，国民党的中华民国重启，中国重建统一，重回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三民主义成了国家指导思想，地方自治、地方主义也就重新纳入孙中山的思想框架中。在这个框架中，中国仍要实行地方自治，只是中央层面之外，直接进入县域，不再让各省成为一个自治体。这显然是担心各省坐大，地方自治演变成地方割据。不过孙中山的担忧还是实现了。统一只是表面的，“北伐”中那些主动投靠国民党的军事实力派，仍旧握着地方大权。只是他们不再公然宣称要联邦制，而是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下小心翼翼地发展着地方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