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明：当下最急迫最重要的任务是改革现有反腐体制（2）

任建明：不少改革措施，我觉得很多是在旧有框架下的量变，而我们今天要遏制住腐败蔓延的势头，必须做出质变，做出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

我们有很多的反腐监督机构，种类之多、数量之多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单是党政机关全国共有5万多个反腐机构。我建议，能否把分散岔开的五指可以紧紧地捏成一个拳头，整合起来？首先能否把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局）等反腐败专门机构进行整合成一个独立的机构？其次能否在层级上简化为两级，只设中央和省级反腐监督机构，省以下的各级派出机构由省统管。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去突破反腐的瓶颈。

《21世纪》：在反腐规划之外，您如何看待反腐立法的作用？在今年1月召开的中纪委二次全会也明确提出，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有学者建议，应尽快制定《反腐败法》。

任建明：从长远来看，《反腐败法》是值得追求的。但从近期来看，我个人认为，法制建设不是我们当下十分急迫的事情，因为法制并不是我们当下反腐的瓶颈，因为我们反腐的各类具体法律规范已经相对完备了，但为什么它们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当下最急迫、最重要的任务是改革现有的反腐体制，确保现有的法律规范可以执行，否则即便有了《反腐败法》，我们也只能望法兴叹。

未来五年是一个关键的机会窗口

《21世纪》：第二个反腐五年规划与第一个反腐五年规划面临的形势有哪些不同？

任建明：过去我们取得了一些“量”的成绩，还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质”的问题，我们需要“质变”。我们要增强更多的危机感，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因为腐败的形势更加严峻，所以8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才会提出“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重要任务和工作目标”。这一点也从侧面证明我们上一个五年规划实施的不理想。

从历史经验来看，存在一个历史周期律，我们要赶在历史周期律的拐点来临之前走出“越反越腐”的恶性循环，否则失败的危险就会迫在眉睫。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已经非常有限了，未来的五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机会窗口，我们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

所幸的是，新一届政府已经表现出了更强烈的政治意愿，强调打铁更需自身硬，狠抓从上到下的自我约束和作风建设，包括薄熙来案件的公开审理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尽管我们还不能说新一届政府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但人们对现任领导集体有了更多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