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给我国史学研究带来了什么？

【核心提示】比较而言，以往的以社会形态史为背景的中国史研究重视制度和经济，而以人类文化史为背景的“新文化史”重视人的活动，强调观念与心态。在当代，这二者结合的历史研究，或许更符合现实需要。

1999年，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到访我国多所高校，并作了有关欧洲新文化史发展情况的讲座。此后，新文化史这一西方史学新范式日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讨论。

“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概念，“新文化史”也因此难以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对这一较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学界免不了解读、借鉴及反思。基于此，我们有必要追问，究竟什么是“新文化史”？这种研究带来了什么？

新文化史强调文化因素的能动作用

学界普遍认为，林·亨特于1989年出版的论文集《新文化史》正式宣布了“新文化史”的诞生，而学者使用这一范式进行史学研究则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甚至更早的时期。时至今日，史学界始终没有停止对“新文化史”特征、范围和研究方法的讨论，虽然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定义，但学界也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周兵表示，现今一般对“新文化史”的广义界定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领域上，它是传统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由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它强调文化因素的能动作用，注重从表象、符号、仪式、话语、价值观念等文化形式入手，探讨和解读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伯克概括出“新文化史”五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征：文化构建、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

新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对此，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晴佳认为，世界走向多元化和多中心，为新文化史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而社会史的兴起也促进了新文化史的发展。

新文化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二者异同互见。周兵认为，“新文化史”的兴起是对社会史的一种超越，反映了对历史的两个不同关注方向。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常建华认为，社会史研究借鉴新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呈现出社会文化史的特色，与以往以社会经济史为基础的社会史研究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强调将人视为文化建构的产物，从生活状态了解人，注重人的文化性，并将人的情感纳入研究领域。

“新文化史”的兴起不意味着其他史学范式的衰退

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对史学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将“新文化史”放在当代西方史学的整体语境下去考察，则不可忽视它在回应后现代主义思潮“非历史”的批评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对当前历史学多元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周兵表示，“新文化史”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其他史学范式的消亡或衰退，诸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史学分支甚至均在“新文化史”兴起后再次焕发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