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文化因素”下的日本战略调整

权力的冲突与转移一定会在特定的国际体系与时局中完成，但不完全是由国际体系、国际时局变化而决定的。大多数观点认为，权力的冲突与转移取决于权力的本质。正如摩根索所说：“国际政治，像所有政治一样，是追逐强权的斗争。不管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强权总是其直接目的。”[1]对权力的追求，是国际政治中不可回避的铁的规律。当一个国家从权力巅峰跌落，就会担心其他国家接过其全球霸主的权杖。丧失霸权的国家不仅要承受一去不复返的权力丢失的失落，还要承担霸权过渡的“恐惧症”的后果，应对过渡中国际体系剧烈的动荡。值得注意的是，权力转移更多地体现为权力的使用与权力的本质，但权力冲突还可能与一个国家的“情感文化因素”这一自变量因素息息相关。权力在“情感文化因素”别具特色的浩大的土壤中不断“生息”，“即便最肥沃的土壤也可能孕育出最危险的冲突与毁灭”[2]。

近年，日本政府不断推动国家战略调整，坚持保守立场，利用国民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煽动国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近期的野田政府，公然实施钓鱼岛“国有化”，企图达到长期窃取中国领土的目的。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中日关系。本文以“情感文化因素”的视角，希冀借用这一概念，诠释中日关系的现实与未来。

一、全球化下的“情感文化因素”

在全球化时代，要想理解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情感因素不可或缺。它既反映着全球化，又对全球化作出反应，反过来还会影响地缘政治。[3]

(一)“情感文化因素”的内涵

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外情绪，将会影响到该国的对外政策。法国政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在《情感的地缘政治学》一书中指出，“9·11”事件之后的世界，已经不是只被国家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别这条界线所分割。当今的地缘政治格局表现出“情感的冲突”的特征，“恐惧、屈辱与希望”三种情感文化因素重塑着我们的世界。

这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情感文化因素”，会对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产生影响，分别表现出不同的战略及其对外政策倾向。如下表所示，“恐惧”情感会导致自信心的缺失，对外关系上更多地使用“遏制战略”，通过结盟，对假想敌进行围堵与封锁，以实现维持权力优势的现状目标；“屈辱”情感则是长期堆积下来的民族自尊心受伤的历史与心理作用的结果，在无望实现民族复兴的背景下，对报复目标进行恐怖活动、革命，以至于发动不对称的战争，实现打破国际体系现状的目标；与此相反，一个民族如果被“希望”情感所感染，整个国家将会处于自信向上的氛围中，其对外政策目标更多的是“维持现状”，实施“赶超”的国家战略。当然，三种“情感文化因素”会相互转换或者同时存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不同时期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情感文化因素”。但是，某个时期的“过多的恐惧、过多的屈辱及其希望不足则对所有社会构成极大的危险，因为这种状况将导致极大的不稳定与局势紧张”。[4]　　

(二)“情感文化因素”的表现

恐惧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他们害怕其他力量，也害怕失去自己的国家身份和目标。恐惧与憎恶情感又密不可分。正如莎士比亚所说，我们常常恐惧的东西迟早会遭到我们的憎恶。恐惧既表现为对他国历史文化的无知，也反映出对一个国家不同的价值体系的憎恶，更是对当今政治经济新的权力出现的惧怕。目前，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等意识形态及其发展模式，面临着中国及其他新型国家的治理模式的挑战。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特点，试图摸索新的政治与经济治理形式，不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与发展规则，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秩序的权力的崛起。尽管西方仍处于权力中心地位，但面对全球权力的“再分配”，很难适应即将失去权力中心地位的现实，极力维护现有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存在，以不断变换联盟、实施均势等重要手段，维持西方的权力中心地位。日、美、欧已经被恐惧的情感所主导，在当今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全球化世界中，这种排斥多极化与多元性、不承认其他方式的治理模式，只是一味地坚持“霸权稳定”、“民主和平”等主张，恰恰是缺少包容、不自信的“恐惧情感”的表现，很难赢得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当然也不会有一个安定的“地缘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