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视角下的美国战略东移（2）

二、战略东移的原因在于世界权力的中心的东移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作为霸权理论的集大成者，强调经济效率和政治、军事力量是霸权的两个核心维度。他认为国际体系是“均衡—失序—再均衡”的循环过程。而长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在研究国际政治生活规律时，发现了全球政治的一种周期变化，每个特定的周期都是以一个霸权国或国家集团为中心，在经历全球战争、世界强国、非正统化、分散化4个阶段后，霸权国确立起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且为体系提供公共物品。这种周期兴衰大概是要经历100～120年的时间。[2]并且莫德尔斯基认为世界政治周期的变化与世界经济周期变化有着某种本质的关联，也就是霸权国家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往往与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相伴而生，互为因果。而从19世纪末，美国经济坐上世界第一宝座，正好过去一个多世纪。这是否说美国的周期也要到了呢，如果比较比较中美之间GDP占全球比重走势，似乎这个周期律正在发挥着其作用。

奥根斯基也认为，权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内部因素”，即“工业化”使得不同国家出现了增长差异，从而决定了大国间实力的再分配，不同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差别巨大，这恰恰是权力变更的基础。这些表现可以概括为：是否启动和顺利地实施工业化进程，以及在这个进程中社会—经济系统的转型是否能有效地支持工业化的尽快发展，政府是否能通过提高组织与行政管理的效率来推动工业化的持续，这一系列的因素已经成为判断国家间权力变化的“关键指标”。[3]保罗·肯尼迪就曾经预言：亚洲崛起势不可挡，欧美即西方世界将随之没落。[4]而亚洲的崛起带动了世界权势中心的转移。

二战后亚太整个区域迅速发展，上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的复苏，60年代出现亚洲四小龙。但这些都不如80年代中国的觉醒对国际体系影响大。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GDP剔除价格因素后年均增长9.4％，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增速相当，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速的3倍强，位居世界之首。[5]美国“9·11”后，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美国忙于反恐、2008年之后欧洲深陷泥潭、美国复苏乏力的战略机遇期，利用这10年启动了新一轮发展使本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超过其他地区。[6]自2001年以来，中国先后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的背后是中国在国际中话语权的增加，外加几十年外交关系的铺垫，在联合国、在IMF、在G20中，中国都成为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力量甚至主导力量之一。而这种成长的背后宣示的是世界权势中心的转移。可以说亚太的崛起本质上是中国的崛起，世界权势的东移本质上是向中国移动。而这也是美国最为害怕的，小国的兴衰不足以对大的国际格局产生质的影响，但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大国基值、霸权潜力的国家才是美国所担心的。

三、战略东移的进程受到世界权势东移进程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亚洲的整体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相应的世界权势中心的东移也是一个过程，而美国的战略东移的进程明显受到世界权势东移进程的影响。1896年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曾说过：“人类的历史开始于地中海时代，接着是大西洋时代，现在它进入了太平洋阶段。”[7]与国务卿约翰·M. 海的预言：“地中海是过去的海，大西洋是现在的洋，太平洋是未来的洋”，鲜明地反映出美国领导者这种政策随权势变化而转移的思想。

历史上，自从美国冲出美洲的藩篱走向世界，亚太就始终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点地区，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国务卿威廉·西沃德就率先提出“太平洋世纪”一说。不过长久以来，亚太之于美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平衡的方向而从不是战略重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说因为亚太地区重要性愈发凸显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存在也越发强化。二战后，世界重心转向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对外战略重心也随着与苏联的争霸需求而逐步变化。美国亚太地区的存在有增无减。美国构建的亚洲安全体系从日本经韩国、中国台湾，穿过东南亚经巴基斯坦到当时的伊朗与伊拉克，美国将中国和苏联牢牢限制在这条曲线之内。而随着日本复苏、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亚太地区越发重视。冷战后，美国一度放松了对亚太的关注，而现在伴随中国，一个具有大国权势基值的国家、一个具有霸权潜力的国家、一个霸权理论中典型挑战国的唯一潜在可能的国家的崛起，美国战略重心也随之移向东方。小布什上台之前本就打算对亚太重兵压境，只是“9·11”事件把美国的视角转向非传统安全。不过奥巴马上台后的调整可以视为小布什意愿在八年后的更新版本。而且反恐也实现了美国势力插入亚洲腹地的长久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