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将其战线拉得太长,透支了国力并使国家出现衰迹,这才有了尼克松的调整及其后的中兴。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将战线拉向全世界,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来不及调整反导致苏联解体。国家扩张的原则是不能将国力“拉断”,这是极限;国力收缩的原则是不能缩得受到入侵,这是底线。只要找出这两点之间合理的比例关系,建立其上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才能避免上述悖论。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相当的情况下,仅凭书本上的逻辑知识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实施政策的经验。但从历史所呈现给我们后人的经验看,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大国的扩张能越过麦金德的“心脏地带”;也就是说,每当世界霸权国家的扩张“皮筋”拉到这一地区,其扩张就开始出现逆转并陷入“悖论”怪圈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哲学就是在战略力量使用上拿捏分寸的学问。关于此,早在250年前的卢梭就有经典的论述,他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说:“征服一个国家要比治理一个国家容易得多。有一根足够长的杠杆,人们只消用一个手指头便能够摇动全世界,可是要担负起全世界来,却非得有赫居里士[6]的肩膀不可了。”[10](P. 125)据说拿破仑是卢梭的信徒,但拿破仑没把握好卢梭哲学的精髓,在其事业巅峰时入侵俄罗斯,要担负只有赫居里士才能担负的重担,结果失败了。二战前罗斯福明白卢梭哲学的要义,他与斯大林合作,保证了美国在二战后步入世界舞台中心。此后的大多数美国领导人的战略认识日益远离哲学境界,步拿破仑的后尘,要接过赫居里士肩上的重任,到处透支国家力量,最终导致它今天的衰落。与英国相比,美国,尤其是二战以后成为世界霸权的美国,外交理论最缺经验维度,因而是更容易陷入“麦金德悖论”并更快衰落的国家。
美国接手英国世界霸权后不仅没有英国那样的物质条件,而且还没有当时英国所处的历史条件。由于有印度殖民地巨量资源的支撑,英国占领印度洋后出现的衰落的速度要比今天的美国慢得多。况且英国独控印度洋时,印度、埃及和中国的国运均处颓势,其国家内部也是动荡不止(比如印度民族冲突、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外部冲突加剧(比如中国和英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起义、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埃土战争等),而英国正处于鼎盛时期。1856年在克里米亚成功阻挡俄国南下争夺地中海后,英国即挥师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同期的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东方最大的国家同时开战并取得胜利。由此形成对印度洋的绝对控制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罗斯福总统为了打倒欧洲的世界霸权,释放出民族自决运动的浪潮。这场运动冲垮了欧洲殖民势力并建立起一系列独立的主权国家。但令美国人意料不到的是,经验老辣的英国人在被迫向美国移交霸权时,不动声色地大幅提升了美国掌控这个“心脏地带”的难度:英国借力打力,在印度洋地区释放出南亚最大的主权国家印度;在印度的东西两翼即亚洲和非洲还暗助中国[7][11](P. 157)[11](P. 160)和埃及消耗美国。这样,美国独控“心脏地带”目标反成了消耗美国从而导致美国衰落的原因。
美国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投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是美国试图通过陆战实现对这两个国家“英国式”占领的初试。虽然其扩张还没到“心脏地带”,而且美国还出动了远比19世纪英国更多的兵力,但结果却败得让美国人至今也不堪回首。一句话,20世纪下半叶,美国从英国手中接收过来的世界已失去了海洋国家赢得大陆战争的有利条件;而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等国家拥有核打击能力后,情形就更是如此。
二战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这时的美国已无力对这些国家发动任何一场能实现“英国式”占领的陆地战争,而没有陆地的占领,就不可能有19世纪英国那样的对关键海域的绝对制海权及由此建立的海洋霸权;而没有“英国式”的绝对制海权,美国就不会获得稳定的海外资源回流及由此带来的国内政治的稳定。二战结束之初的美国人明白这样的逻辑关系,它缺乏的只是在现实中连接起这些逻辑环节的能力和经验。
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绝对的制陆权来自绝对的制海权,而绝对的制海权同样也来自绝对的制陆权;而没有陆战的胜利,海战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3]潘尼迦的话可谓英国控制印度洋的经验之谈,而这样的经验似乎对后来的美国人,甚至对美国之后的可能的世界霸权国家来说,都成了天边那渐行渐远的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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