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进一步设想，如果美国一定要执行凯南设计的遏制政策，既然它不能依靠自己的步兵力量，那它只有采用扶持代理人及其联盟的政策，但这样的代价并不比直接出兵占领的代价低。李普曼说：如果美国没有力量直接出兵，那它就“只能依靠招募、津贴和支持一支由卫星国、附庸、仆从和傀儡所组成的杂牌军。因此，遏制政策的工具是处于苏联外围的那些无组织的、内部分裂的、软弱的或者混乱的民族、部族和派系联合体”。为了维持这个联合体，“美国就得对它打算去组织、去保护、去领导和去利用的这个联合体的全体成员的事务，进行不断的、复杂的干涉。我们海外的外交代表就得具有几乎万无一失的才能，能够正确而迅速地判断哪些人和哪些政党是可靠的遏制分子”，以及“谁应被任命，谁应受津贴，谁应给他涂脂抹粉，谁应得到青睐，谁应充当我们的仆从和我们的盟友”。这样，杜鲁门主义实际上“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美国)不断干涉所有那些号称在‘遏制’苏联的国家”。[16](P. 70-71)但是，与苏联毗邻而又受美国控制的“卫星国和傀儡政府并不是用来建立攻不破的藩篱的好材料”。“它们显然是软弱的。而一个软弱的联盟并非一笔资产。它是一笔债务”。[16](P. 72)最后，李普曼得出结论：美国力量是有限的，有限力量只能配之以有限目标，如按凯南的全球“遏制”战略制定政策，结果是“在俄国人远没有受挫之前，美国人自己倒很可能被X先生[10]的政策所挫败了”。[16](P. 78)在约翰逊政府时期，他批评说：“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defeated)。”[17](P. 614)
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18](P. 288)同样的道理，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其他民族时，这样的民族也不会成为一个头脑清楚的民族。一个民族的自由程度也反映着它对客观世界所达到的认识高度。
英国曾是一个受欧洲大陆封建国家压迫和欺辱的岛国，也因此成为最有希望的岛国。当时欧洲中世纪许多先进的思想在英国落根并使之成为欧洲反封建教会势力的大本营。1846年英国发生了开辟世界近代史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带动了法国等欧洲资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衰落。18世纪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巨大的生产力的出现改变了英国人的生存状态，市场和利润成了社会活动的中心，国家成了为资本开辟市场的机器，由此，向世界扩张，不断开辟新市场，就成了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手段。这样，世界的不稳定就成了英国稳定的前提。英国的世界扩张产生了殖民地制度，殖民地制度让英国从世界得到丰厚的利润，同时也使英国与世界各民族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以至战争成了促进英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手段。当时有评论说英国“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只和兵力投入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付诸东流”。[19](P. 96-97)战争使英国扩张为帝国，到19世纪末一般英国人都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英国分明是命中注定要统治其他国家的人民，英国是‘日不落帝国’”；[20](P. 8-9)“帝国的感情是每一个英国人生而有之的。这是我们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和我们同生共死”。[20](P. 8)19世纪60年代，印度已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自身的寄生性也更强了，“它越来越依赖世界的贡赋来维持生存”，[20](P. 68)高额利润需要高成本的战争。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看出这一点，1868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英国的殖民政策的“代价太大”。[20](P. 60)
英国的这种扩张“多动症”是由其自身内在矛盾造成的。19世纪末，英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殖民地争夺范围已扩至全球，并为此于20世纪初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英国迅速衰落，其霸权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所取代。英国历史学家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说：“英国收支亏空的问题并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十年发展起来的。”[20](P. 68)当时对外战争是造成英国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
在地缘政治实践方面，美国是英国后来却没有居上的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美国人从一个受欧洲压迫的民族转变为压迫世界的民族，此后的美国便沿着当年英国称霸世界的路径，将其整个生存都建立在对世界资源，尤其是对中东石油资源的变相掠夺的基础之上。
与英国不同的只是，在敛财方面，美国更具金融寡头垄断的特征，因而其外交更具扩张和自毁合一的特性。
美国军火部门曾在两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并因此在美国政治中——通过其代理人——具有相当的发言权。[11][21](P. 218)[22](P. 154)尼克松为了使美国摆脱越战困境，让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美元——不同于当年英镑依托英国生产力和世界市场增值的方式——跳过劳动产品和实体经济而直接与世界资源(主要是其中的大宗消费品即能源)挂钩并以此为后盾。这大大刺激了美国能源部门的扩张，这种扩张又迅速得到军工和金融部门的呼应和支持，从而形成“军工—能源—金融”三位一体的经济推动复合体。在军工、能源部门的支持下金融与劳动产品相脱钩，其结果是在美国体外接了一个非全球扩张便不能生存且不能由政府控制的国家“心脏起搏器”。其工作流程是：军事扩张推动军工和能源的国际垄断和扩张，能源的国际垄断和扩张又带动金融的国际垄断和扩张，由此建立起美元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又从世界范围给美国带回巨大的利润以弥补财政收入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繁荣和稳定。如此逆推就是：美国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依靠美元在世界的垄断地位，美元的垄断地位依靠能源垄断地位及由此保证的世界能源交易以美元结算。由于美国生存不以国家实体经济为基础，这迫使美国必须死保世界大宗资源消费品即能源交易以美元结算，而能达此目的的主要手段只能是战争。在这三者中，只要有一个断环(尤其是军事方面)，美国就会出现多米诺反应，直至国内社会动荡。2007-2009年间，美国提出从伊拉克撤军，其间美国国防支出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军费支出却占国防支出96％左右。[12][23](P. 191. 194)这个比例大体反映了美国近十年的财政与国防以及国防与对外战争的关系。在这里，国防支出基本没有“浪费”，都用于军费了。这反映了对外战争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金融依赖军工部门和能源部门的国际垄断地位的扩张，而这一切则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反哺财政。战争成了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如此恶性循环。英美国家兴衰经验表明，当它们的战争“推土机”开到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时，其战争成本就达到国家财政不能承受的极限，这时的战争收益已远不能弥补战争造成的财政透支，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的衰落。时至20世纪80年代，遏制战略的创始人凯南已认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一次讲演中向美国发出强烈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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