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层次性（3）

作为革命意义上的改革，不可能不间断地反复进行，反复折腾。比如说，我们把单一的公有制改革成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把按劳分配改革成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绝对是革命性的变革。但我们不可能再反复过去，像烙饼一样翻来翻去。否则，要么会犯“左”的错误，退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要么会犯右的错误，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再比如说，我们建立的政治制度，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实践证明它最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些制度建立之后，就不可能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不可能进行根本性改造。否则，中国的民主制度就失去了自身的性质和特色。

因此，当“革命性”的改革完成之后，就应该注意改革的第二层含义，即“改进”或“完善”。改革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而不是“第一次革命”之后的“继续革命”，就是因为它是在“第一次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在人民大众成为国家主人、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条件下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我们对时代主题和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作了错误的判断，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了错误解读，对“革命”也作了错误解读。改革不是为了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的革命，是体制机制的重新选择。它也不像“第一次革命”那样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有步骤地、自上而下地进行的。虽然它也要依靠群众，但决不能搞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这种改革虽然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12)。我们的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13)。

正因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所以对于改革的实践步骤，邓小平历来强调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江泽民也一直强调，改革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既要有紧迫感，又要做持久的努力；既要坚定方向，又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要区别不同情况，分清轻重缓急，先务当务之急，不搞不急之务。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也再三强调：“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前进，必须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我们既坚定不移地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总揽全局、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14)

与中国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并未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而是进行了“改革体制——改变方向——改变制度”三部曲，最终导致社会大混乱，历史大倒退。戈尔巴乔夫在执政初期，基本上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改革。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举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改变了指导思想和社会发展方向。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定位为“对整个社会大厦进行根本改造：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1990年苏联非常人代会修宪和500天计划等“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的争议使苏联逐步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改革的教训令人深思。正是在总结中国改革与苏联改革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搞改革当然要改变很多东西，但“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15)。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始终不变、党的性质宗旨始终不变、党的先进性始终不变。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这些“不变”，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保持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今天，有的人想以民主社会主义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的人想用新自由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他们理解的改革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改向，是另一场“革命”，其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还有的人担心中国会重蹈苏联覆辙，因而以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为由怀疑、责难改革，其实质是想退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这两种改革观，很显然都不对，其原因是未能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