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越轨”现象为何频现（2）_社会_理论大视野_文库

2 原因成本低使“越轨”成常态

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行为准则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套行之有效的新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而违法的成本比较低，在从众心理作用下，越轨开始泛化。

新京报：大范围出现“社会越轨”事件，是从什么事件开始的？

李强：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越轨”事件还是很少见的。就拿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起大诈骗案来说，当时外贸部一名叫王倬的科员，伪造了一张假冒周恩来总理批示的便条，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走了二十万元现金。今天来看，情节很简单，他的便条上写着：“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咐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周恩来’用毛笔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出现款二十万元。’另有小字批道：“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十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

这个案例说明，在当时，人们普遍都很单纯，不会想那么多，还是遵守制度规范的，不然不会这么简单的骗术就被能得逞。如果放在今天，马上就识破了，因为当下的类似骗局较多。

新京报：这种状况持续到什么时候？

李强：应该说，比较明显的标志，伴随着社会转型，社会规则的极大变动造成了社会的失范。一个社会的行为准则一般很少发生大变化，任何一个社会要稳定，首先要保持其行为准则的稳定。

三十多年来，几乎所有的社会体制都改变了，就业体制、住房体制、医疗体制等，如此巨大的体制变迁容易造成规范缺失，在社会学理论上叫做“社会失范”。

新京报：有哪些原因造成“社会越轨”频发？

李强：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行为准则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套行之有效的新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随着很多新事物和新问题的产生，人们需要很多新规则。

比如说互联网，从产生到现在，在整个社会中普及也没用多少年。它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套规则。所以，经常会看到网上一些语言表达就很不文明，出现不少诸如谩骂、人身攻击的现象，很多是对别人的不尊重。这不能算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但确实是违反了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文明准则。

新京报：为什么不算违法但是违规的现象得不到禁止？

李强：一方面原因是违法的成本比较低。另一方面原因是利益驱动。当然这个利益是比较多元化的。有些人是为了当官，有些人是为了赚钱。总之，利益确实成为导致社会普遍出现越轨行为的一个内在驱动力。

新京报：为什么管理者也试图治理，但是，越轨还是很普遍？

李强：因为现在的社会越轨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出现层级化，不仅仅出现在大众层面，更出现在一些官僚层级。由于从众心理的因素，违反规范现象普遍，人们都司空见惯了，社会越轨泛化了。就像过马路，如果别人都纷纷往前挤，你一个人站在那儿会很尴尬，说不定最后也会跟着过去。并不是每一个等绿灯的人都想违规，但如果一个社会绝大部分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那你也会跟着从众。

社会越轨泛化的可怕性在于，遵守规则的人反而会吃亏。于是，“越轨”成常态，“守法”成例外，轻微违规成了大家见怪不怪的事情。

3 解决需用制度来完善“法治文明”

不管是哪个层级的人，只要违法乱纪，就要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要有效解决，这样才可以不断完善法治文明。

新京报：修复因“社会越轨”带来的影响，应该比较困难？

李强：决定一个社会行为规范，有几个层面的因素，最高层面是由信仰、理念和信念等构成的基本信仰信念体系，其次是基础性的制度规范，包括完善的司法体系，再次是开放的、多元的社会监督体系。需要这几个层面共同发力，单纯依靠某一方面，效果都不会太明显。

新京报：现在社会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信仰基础受到侵蚀。

李强：在旧时代，即便没有现代科学知识，但是民众有一套自己的信念基础。所以，一个社会最根本的是要构建起它的信仰体系。如果，信仰信念非常薄弱，建立起来很困难，动摇信仰却很容易，动摇了再想巩固就更为困难。

信仰，说到底就是源自内心深处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对规则的敬畏。

新京报：所以说信仰也需要制度规范来保障？

李强：对，现实中就需要尊重宪法、法律的权威，对于“社会越轨”事件，以法律为判断尺度，及时治理，捍卫规范，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要保证公正。

一方面，需要有法可依，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法治文明，另一方面，需要有法必依，不管是哪个层级的人，只要违法乱纪，就要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要有效解决，这样才可以不断完善法治文明。

当然，现在的问题也在于一些司法漏洞，让一些民众对法律缺乏信心，认为无法保障公正，法律是社会的底线，只有让民众相信法律的公正和作用，大家才会更加尊重法律。从这半年的一些“社会越轨”事件就可以看到，一些人也是因为无法通过制度规范来表达诉求，捍卫权益，出现了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