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国外学术界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

摘要：自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来，国外学术界对之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研究。在其研究视野中，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里程碑”。他们的研究范围，从南方谈话背景、南方视察行程和讲话内容到南方谈话的意义、南方谈话的深远影响，越来越宽泛。通过这种全面研究，他们逐渐修正了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一些错误认识，对国外社会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大有裨益。

国外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关注，最早始于1992年1-2月间媒体对邓小平南方视察活动的新闻报道。同年5月，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开始就邓小平南方谈话作出评价，由此开启了国外学术界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历程。此后的20年中，无论是在对邓小平生平思想的研究中，还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研究中，邓小平南方谈话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国外学术视野中，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已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的重要事件。

一、研究概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中国向何处去，也成为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1-2月邓小平到南方视察，沿途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很快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些敏感的新闻媒体予以了持续报道。如美国《纽约时报》1992年1月24日即以《一年来邓小平首次公开露面》为题报道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消息，之后又于2月5日、12日、24日、25日、29日陆续发表多篇文章，对邓小平的南方视察活动进行连续报道和简单分析[1]。2月5日，美国全国公共电台早间新闻也以《邓小平从封闭中重新出现》为题报道了邓小平在南方视察的消息。这些美国新闻媒体的同步报道未能系统介绍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但都敏感地捕捉到了邓小平谈话即将引起的变化。如《邓小平从封闭中重新出现》的报道指出：“自从1月份邓小平突然重新出现、悄悄访问中国南方几个城市开始公开露面的传闻散开后，香港一直充斥着中国正在发生大的变化的传言和报告”，“邓小平的再次露面和及其支持改革的承诺让一些分析家非常疑惑”，“邓小平说资本主义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用，这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2]。2月24日《纽约时报》刊载的《中国正在“软化”其经济路线》一文，则对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推进改革的原因予以了简单分析。该文指出：“邓小平上个月到中国南方深圳特区进行视察，呼吁更迅速的变革，…这种潮流的明显变化部分原因是因为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认定中国要避免苏联垮台命运的最好方式是使人民更富裕”[3]。此后，《新闻周刊》、日本的共同社等有影响的新闻媒体都刊载文章，对邓小平南方谈话进行了报道和评析[4]。

5月份，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开始发表文章，就邓小平南方视察和谈话作出较深入解读。1992年5月、1993年3月，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在美国亚洲协会1993年年度会议（洛杉矶）对邓小平的业绩和影响进行专题研讨，其中多位学者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给予了初步评价。1993年9月，《中国季刊》将会议主要论文以“邓小平评价”专刊的形式予以发表，其中沈大伟的《政治家邓小平》、迈克尔?亚胡达的《国务活动家邓小平》、巴里?诺顿的《经济学家邓小平》、白鲁恂的《概要介绍：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文章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主要精神及对改革的影响都作了研究。这些研究虽然还不够准确，也有西方学者认为“这些论文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掀起新一轮经济增长和政治松弛的评价为时尚早”[5]，但毕竟开启了国外对邓小平南方谈话进行学术研究的历程。

此后，随着《邓小平文选》第3卷等著作的出版，邓小平南方谈话内容得以较全面的披露，国外的相关研究也在此史料基础上得以继续发展。总起来看，90年代国外学术界对南方谈话的研究，首先是在对邓小平生平思想的研究中将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进行解读的。如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矢吹晋教授1993年出版专著《邓小平》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精神予以了较深入解读；同年出版的英国外交官理查德?伊文思所著《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的诞生》，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作了介绍。1994年出版的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渡边利夫和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合著《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书对南方谈话的背景、作用、意义等进行了评析。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后，国外各大新闻媒体都对邓小平政治生涯作出总体评价，其中很多文章都对将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了评述。如2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专文，将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重要篇章进行考察。同时，《纽约时报》还选登了邓小平的六条重要言论，其中有两条为南方谈话内容，即“我们应该比以前更大胆进行改革和对外开放，并有试验的勇气。我们绝不能像小脚女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6]

其次，90年代国外学术界将南方谈话作为新时期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进行评述。如1993年初，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在《亚洲调查》发表年度观察论文《中国1992》，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南方谈话的记述和评价。文章指出：“1989年北京风波后，如果有人对中国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有所怀疑，这种怀疑在1992年烟消云散了。这年一开始，邓小平对深圳经济特区进行公开视察。邓小平在这次视察中宣布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这一年的发展尤其是十四大的召开证实了这种预测。”[7] 同时在一些对中共十四大的研究中也涉及了对南方谈话的考察。如1993年初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主任的梅瀚澜（H.Lyman Miller）在《中国商业评论》杂志发表的《坚持邓路线》、日本久留米大学小竹一彰教授在《国际问题》杂志发表的《中共十四大的政治意义》等文章，都分析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十四大的关系，他们都认为南方谈话为十四大的改革日程奠定了基调。[8]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经济研究所副所长B﹒﹒波尔加科夫也认为南方谈话全面阐述了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彻底为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正式承认市场杠杆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作了准备”[9]。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还出现了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专题研究。如1993年8月时为美国科尔比学院政府系助理教授的赵穗生发表《邓小平南方视察:后天安门时期中国的精英政治》一文[10]，将邓小平南方视察作为1989年6月至1992年10月十四大期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进行了专门研究。作者运用《人民日报》、《北京周报》，香港《明报》、《镜报》、《南华早报》等报刊所披露的资料，较深入地挖掘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背景和目的，详细介绍邓小平南方谈话内容，并分析了这一政治进程产生的影响。由于作者有北京大学硕士学位、80年代赴美留学的华人学者背景，他对中国有深入的了解，因此这篇文章是90年代国外对邓小平南方谈话最为深入的专题研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