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国外学术界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3）

2.国内形势

国外学者回顾了“八九风波”后中国国内形势，认为当时国内存在着不利于进一步经济改革的政治气候，这促使邓小平不得不以南方谈话来推进改革。

（1）改革的负面结果影响了对人们改革的信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8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过热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到1988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两位数通货膨胀。国外学者认为这极大地打击了人们对经济改革的信心。如黄朝翰分析指出：“甚至自由派改革者对1988—1989年经济改革所产生的以两位数通货膨胀为标志的负面结果而感到灰心丧气。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大部分人们都没有经历过通货膨胀。”为了遏制通货膨胀，1988-1991年中央对经济实行全面的治理整顿。国外学者指出治理整顿又不可避免地伤害了很多人、很多企业的利益。“总之，在邓小平南巡前夕，很少有人能够看到进一步经济改革的潜在有利影响，而很多人尤其是北方人，实际上对在这样不确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推进改革怀有疑虑。”[22]

（2）对改革速度、方向的不同意见。80年代末90年代初，历经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有的人一度主张暂时搁置改革方案，等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好转后再行深化改革。在这种形势下，国外一些媒体揣测认为中国高层领导分裂为保守的反改革者与自由派改革者。国外一些学者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这种看法夸大其辞，指出实际上中央领导层在赞成改革开放的主张上是一致的，只是对改革速度、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有争议。而思想界理论界对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争论，就是这种争议的表现。[23]

国外学者认为，在对改革速度和方向存有争议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失去了动力，经济增长缓慢，这一点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非常显著。如日本学者小岛朋之认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中国的经济虽说已从不景气的低谷走了出来，但还很难说已经恢复了活力。有人担心深化改革可能与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联系，也可能与利用和平手段引导社会主义中国崩溃的“和平演变” 战略有联系。而且，事实上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有害东西的流入同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等有联系的批评一直没有中断。[24]小竹一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日趋增强的重视市场的想法在90年代初出现暂时的大倒退，虽然1991年2月至4月《解放日报》发表了著名“皇甫平”的评论，但此时重视市场的想法似乎没占多数。[25]“对邓小平来说，中国走出困境的最有效办法不是搁置改革或放慢改革进程，而是加快改革和深化改革。”[26]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不得不进行个人干预，来重启改革进程，这个插曲就是南巡”[27]。

3.邓小平个人认识

国外学者还从邓小平个人角度，考察了邓小平能够在关键时刻发展其改革思想、作出加快改革进程决策的原因。

（1）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们认为，邓小平的南方之旅很简单，但是它传达出的却是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丰富背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从多角度分析了邓小平的个人品质，包括他的雄心壮志、他对中国未来的构想和他的政治力量，认为这些因素使邓小平能够在发起新一轮改革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在米歇尔?奥克森伯格看来，邓小平与中国近代史上很多伟大的改革者很相似，他们都从中国的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诊断中国的问题，但开出的救国强国之方却各不相同。邓小平为9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问题开出自己的方子，对他来说，解决中国改革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加快改革进程。[28]

（2）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战略思考。黄朝翰强调：“邓小平之所以是一个伟人，就在于他对经济改革的战略构想与其他领导人不同。”他指出，南方视察前夕，邓小平取得了如下两点认识：一是认识到不继续改革开放的危险。“当时中国只完成了经济改革的初始阶段”，“未完成的经济措施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威胁”。如果不继续改革，“建立在部分改革经济基础的经济增长只会是虎头蛇尾，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深化经济改革”。二是希望建立市场体制。“邓小平不害怕市场。实际上，在那时他已经树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亦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9]

国外学者还分析了邓小平选择到南方视察、寻求对其改革支持的原因。他们分析指出，南方有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先于北方很多步；南方经济发展受到紧缩政策的威胁，更倾向于以进一步改革来推动其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南方人更愿意推进改革，更充分地建立市场体制。[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