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国外学术界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2）

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外对南方谈话研究成果虽然不像90年代那样集中，但是研究深度却有了明显的拓展。首先，随着国内《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童怀平、李成关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述对邓小平南方视察行程和更多谈话内容披露，国外对谈话内容的了解更为全面详细；其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远影响越来越为国外学者所认识，他们将南方谈话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里程碑”[11]，从中国发展的视野来评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地位和影响，从而使得国外学者对南方谈话影响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再次，随着对南方谈话的研究的深入，国外出现了专门的研究著作。2000年4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专门组织召开了“邓小平的南巡遗产与中国发展”的国际学术会议，从“综合评价”、“经济增长与转型”、“社会活力与经济转型的影响”、“思想解放”、“法律改革与更有效的政府”五个方面全面探讨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中国发展的深远影响。2001年，由该所所长黄朝翰和郑永年主编，东亚研究所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书名为《南巡遗产和邓后时代的中国发展》。该书是迄今为止国外学术界唯一的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专题研究著述。

此后虽然再没有专门的著作问世，但是国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国政治经济改革以及邓小平生平思想的研究著述，无不将南方谈话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予以较深入的阐述。其中代表性著作有以下四部：一是美国波士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2001年出版的专著《天安门以来的中国：转型期的政治》[12]，它以不小的篇幅详细记述了邓小平以南方谈话来推进改革进程的前前后后，尤其是对90年代初国内的政治、思想形势予以了深刻分析。二是英国《卫报》主编、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基廷斯著《中国变脸：从毛到市场》[13]一书，该书以专门的章节“邓小平重塑中国”记述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尤其是对90年代初中国普通百姓的社会心态予以了较全面的描述，使作者对南方谈话背景的分析较为深刻。三是美国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进程的著作《中国领袖在想什么：中国改革30年内幕》[14]（2009）一书，该著专门以“邓小平的南方之旅”一章来分析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详细介绍邓小平南方视察的具体行程和谈话的主要内容，以及南方谈话后中国加快改革步伐的进程。四是2011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出版的最新著作《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该著第23章“邓的压轴之举：1992年南方谈话”以大量的篇幅对邓小平南方视察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南方视察的具体日程和主要谈话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除了公开资料，该著还运用了对当时陪同过邓小平视察的官员进行访谈的口述资料，使之成为迄今对南方谈话记述最为详细的著作，甚至超越了国内的报道和有关著述。同时，作者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作用给予的高度评价也是比较突出的，如作者指出，1992年邓小平退居幕后的时候，他已完成了150年来中国历任领导者孜孜以求却未能达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15]

二、国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综观20年来国外学者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基本围绕南方谈话背景、南方视察行程和讲话内容、南方谈话的意义、南方谈话的深远影响等几项内容来展开。总体来看，研究视角越来越全面，所提出观点越来越深入。

（一）南方谈话的背景

国外学者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来观察，他们首先分析的就是邓小平为什么在1992年初进行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他们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邓小平个人认识三个层次对此予以了较全面的分析。

1.国际形势

国外学者分析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形势，认为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倡市场经济，是中共领导人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主动作出的战略调整和战略决策。具体来说，他们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的：

（1）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中共面临巨大挑战。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之中。世界各国都注视着中国，关注着中国将如何应对。因此国外学者在考察分析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背景时，普遍将苏东垮台作为首要因素，将发表南方谈话视为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总结了苏东垮台的教训而作出的战略思考。如国际问题专家、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约翰?加弗1993年就指出：“邓小平从苏共垮台中得出的最主要认识就是只有继续改革开放才能拯救中国共产主义。邓小平认为，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深入的改革开放，而苏联经济继续停滞在集中控制、强迫平均主义，国际上的孤立和思想的教条主义。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为1978年后的经济发展和中共成功应对天安门事件所证明。放弃改革开放道路，只会使中国和中共走向苏联和苏共的命运。”[16] 1994年，日本学者渡边利夫等人也明确指出：“由于1991年末苏联的解体，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共产党统治体制怎样才能幸存下来呢？邓小平坦率地承认有人忧虑和怀疑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他表明要靠经济和发展解决生存问题。1992年的‘南巡讲话’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7] 新世纪之初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对此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说：“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垮台使改革领导者尤其是邓小平认识到推进国内改革是何等重要和迫切。当许多人将共产主义的崩溃归之于西方的努力时，邓小平指出国内因素才是根本原因。邓小平正确地分析指出，苏联、东欧国家人民反抗和推翻他们的共产主义政权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不能推进国家经济发展，不能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才导致他们失去了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如果中国共产党想要避免这样的命运，当务之急就是找到经济发展的新方法。”[18]

国外学者作出这种观察，不仅因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专门谈到了苏东的教训问题， 他们认为江泽民也总结了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指出江泽民“认为苏联重心过多地放在了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上”，“在中国，这个轻重顺序被调过头来，强调只有经济繁荣了才能保持党的执政地位”[19]。

（2）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原有的战争威胁没有了，这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大好机遇期；但同时美国从此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面临霸权主义的威胁和国际竞争的压力。国外学者研究了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战略思考，认为邓小平预测到冷战结束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进一步恶化，中国不得不成为国际事务的中心。中国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为了能够在未来起到这种作用，中国在世界事务中采取低姿态的同时，必须继续集中于国内的发展。而赶上西方国家最好的方式仍然是学习西方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20]

（3）应对西方国家制裁，打破西方政治影响。“八九风波”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和政治制裁。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在这种压力下，加快经济改革以打破西方的政治影响是邓小平等人作出的战略决策。如郑永年指出：“虽然一些中国领导人谴责西方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但是邓小平的想法却是十分不同的。邓小平认为八九风波是多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所以需要打破西方的政治影响。然而邓小平认识到必须主动改善中国的形象及其外部关系，尤其是与大国的关系。为此他主张加强政治控制与经济自由化并举，即一手抓政治控制，一手抓经济改革。在邓看来，只要中共牢牢掌握政权，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体制来说不是坏事。”[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