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邓小平非常自信地讲:“到那个时候(指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引者注),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
中国为何能够挑战世界头号强国?中国的制度优势何在?回答这个问题乃是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能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因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组织能力主要表现为:
第一,从基层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把中国现有的资源,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整合起来,为中国的发展所用,为人民所用。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曾把小农比喻成土豆,是不能聚集起来的马铃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把所谓“土豆”聚集起来了,造成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样一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政治局面。
第二,坚持群众路线,立足基层,进行民主决策的能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尤其表现为其决策机制的优越性,表现为决策机制的基础是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决策要不断地接受群众和实践的检验。当今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在中央与基层群众之间运行的高效灵活的决策机制,连“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 2009年,在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远比美国更高,尽管他一直否定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众所周知,奥巴马总统2009年刚上台时,便提出了雄心万丈的医改计划:为实现美国人人享有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的原则,医疗改革刻不容缓,不可耽搁,不能再拖一年。戏剧性的是,尽管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即签署美国医疗保险改革法案,但是两年即将过去,这一法案的推行不但步履维艰,更随时有流产的可能。这是因为,联邦与州之间的制衡,党派政治的杯葛与扯皮,利益集团的游说,使得美国政府已经被地方利益、党派利益、既得利益所俘获,从而使美国陷入了医改僵局。可悲的是,2011年1月美国国会以245票对189票,通过了废除奥巴马医改立法的议案,目前美国有26个州向联邦地方法院提出上诉反对医改法案,接下来,美国联邦政府将向申诉法庭提出申诉,最后还需要上联邦最高法庭进行裁决,医改法案前景堪忧。
高铁的建设情况也是如此。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在25年之内建成覆盖美国80%人口的高铁网络。2011年2月初,副总统拜登也宣布了斥资530亿美元的全美高速铁路的计划,但是,随后美国佛罗里达等三大州公开反对联邦政府的补贴,而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计划建设中的高铁的联邦财政补贴可能进一步缩水,美国的高铁建设计划很可能就要胎死腹中。今天,中国的“两高”,即中国高速公路和高铁已经超越美国,它对世界的震撼,其经济、科技、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当年苏联超过美国率先发射人造卫星。
第三,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执行能力。长远的战略和发展规划如何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得以实施,对于各地条件差异非常大的中国而言,自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政府、人大、政协等国家机构体系之外,纪律严明的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成为贯彻国家战略意图、执行中央政策、确保战略实施的强有力保证。由于有中国共产党作为各级政府、各个国家机构的核心领导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时刻清醒地把屁股坐在最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方才保证了各机构、各地区朝着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前进。
对于共产党人通过坚定的实践,将理想转化为现实的能力,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曾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中国制定的目标非常具有挑战性,绝非轻而易举就可完成。但是,中国是个‘言必行’的国家。中国的情况是,一旦制定了目标,它就会信守承诺,直至最后实现目标。而在我们的政治文化里(指西方的政治文化——引者注),确定目标有时就是表达一种大体上的愿望而已。”
布莱尔一举说中了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要害,在基督教文化中,理想仅仅是理想,这就意味着它仅仅停留在彼岸世界,甚至可以流于政客们竞选时愚弄选民的大言不惭,而这就是对什么是民粹主义的准确定义。对于那些怀着各种用心指责我们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陷入民粹主义的人们来说,他们对民粹主义的真正内涵不甚了了。
第四,在实践中不断调适的战术能力。路线问题解决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战略问题解决之后,战术问题就成为关键。所谓战术,就是机动灵活地适应新情况、新挑战的能力。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理论与方法。毛泽东同志1937年便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陈云同志在1980年也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在1984年他又重申“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要使改革有利于经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改革之“河”的对岸,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宏观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石头”的标准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根据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确定改革的力度,选择、调整改革的战术、策略、步骤,在经济学上,这称为“试错法”,在中国的实践中,这称为“试点法”,即在个别地区、个别部门或个别产业、个别行业率先试点,看到效果、取得经验后,方才作为正式制度进行整体推广。每一步选择,都取决于前一步或前几步的选择与结果,这就是博弈论思维的应用。
“试错法”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信息和知识不完全性、不对称性、不确定性,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和风险,它的决策方式,既是渐进的,也是稳步的,但又是连贯的、连续的;符合“干中学、学中干”(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成功战术经验。
形象地讲,中国之路就是东方巨人之路。这一巨人拥有极其智慧的“大脑”(指党中央、国务院),具有学习功能、记忆功能、反应功能、沟通功能、思维功能、决策功能、指挥协调功能,他即使迈出一小步,对常人而言也等于一大步。正如李瑞环同志所指出,只要这个巨人的道路走得正、走得稳、坚持走下去,就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他说:“中国是一个巨人,只要稳步走,步子就是大的;只要不摔跤,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最可怕的是自己折腾自己,自己先发起烧来。”
这一“大脑”还是世界上极其特殊材料构成的“大脑”,继承了几千年来中国文明、文化及民族智慧,拥有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执政经验和教训的历史财富,以及集中了十几亿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随着决策机制不断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这一“大脑”也更加健全、更加理性、更加智慧,主观更加符合客观,理论更加符合实际,政策更加符合民意,使得及时调整纠正小的失误、避免大的失误成为可能,也成为现实。
这一巨人要靠“两只手做事”。形象地讲,一个人(指经济体)有“两只手”总比“一只手”要好得多,无论这只手是政府的有形之手,还是市场的无形之手,“两只手”携手并用、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可以利用两大优势,发挥两个作用。中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无论是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公共投资,还是处理各类灾难,应对各种危机,都可以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全国之力,兴办全国特大公共性工程。而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不仅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也相互学习,同时地方政府之间也相互竞争,相互学习。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国仅有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学习过程,却快速地走过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二百多年的道路,中国的市场竞争力、科技创新力、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
这一巨人要靠“两条腿走路”。形象地讲,一个人有“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要好得多,无论是哪条腿,都会有先有后,所以要相互协调,才能走得稳,走得快。关键的是不能搞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毛泽东同志曾讲过,斯大林吃亏在于只顾重工业,不顾轻工业,只顾长远利益,不顾眼前利益,这是《八仙过海》里的“铁拐李”的走路办法,一条长腿、一条短腿,手扶拐杖,比较偏颇。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十大关系时,就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相互协调,城乡之间相互协调,区域之间相互协调,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相互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引进技术与自主开发相互协调。形象地讲,中国之路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前,另一条腿在后,前腿带动后腿,后腿又促进前腿,虽然时有不平衡,即使深一脚、浅一脚,但是却越走越强大,越走越成功,越走越有自信心,道路越走越宽广。
这一巨人要靠“两个积极性”。形象地讲,治理一个大国“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积极性”要好得多。毛泽东同志讲过,“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由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大国,不但要有中央的积极性,也要充分发挥好地方的积极性,应当允许并鼓励地方政府自主创新、先行先试。当然,这不意味着搞“八百诸侯、各自为政”的地方行政分权体制,而是意味着限制和约束地方“坏”的积极性,发挥地方“好”的积极性,这就意味着将地方的积极性引导到总的发展战略上来,使得两个积极性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匹配、激励相容。这也不意味着搞联邦制,“各扫门前雪”,而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地区相互支持、相互合作。
(本文摘自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韩毓海执笔的《人间正道》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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