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场的困局：大V近黄昏？（4）

　“新浪首先是一个商业公司”

　“新浪要快速实现商业化，（让他们走）未必不是个机会。”

2011年7月，动车事故后，“外籍死者获赔两亿”等谣言在微博上流传，引发社会情绪反弹。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为此视察新浪公司，要求其“坚决杜绝虚假信息”。

2011年10月，时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主任的王晨在一次会议上再次要求“微博网站加强信息发布管理”。

新浪微博不得不继续调整原有的管理原则——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

新浪微博继而推出“举报身份”功能，并首次以系统通知的方式发出“辟谣公告”。据《凤凰周刊》报道，为了满足新的监管要求，同时又不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新浪微博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有“普通用户、初级用户、敏感用户、高级用户、绿色用户、封杀用户、危险用户、冻结用户”等详细分类。

2011年9月，新浪网新闻中心副主编谭超则在《新闻实践》杂志撰文介绍：微博辟谣小组开始实行24小时不间断地监控。小组成员利用一些技术手段，随时对转发量较高的微博进行监控，并对用户进行暂停发布、暂停关注、删除ID等处理。

“手段都是一步步加上去的。我们的管控可以说是最全面、最科学、最柔性的——有管控又不让人知道。”一名前新浪微博员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他承认这个已经越来越难做到。

新浪微博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腾讯微博同样有自己的方法。据腾讯公司内部人士介绍，腾讯对于微博的调控则更为精确：可以逐一控制到地区、电脑、手机、图片、视频，只发不看或者只看不发，先发后审或者先审后发。

最终，伴随着2011年底，北京、广州等城市启动微博实名制，大V们与微博之间的蜜月期也由此结束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决定离开新浪微博。告别时，张鸣愤怒声明：“新浪微博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大款和明星的欢场……错了，这样的欢场根本就没有生命力。”

离开者并非张鸣一人。2011年底至2012年初，宋石男、连岳、贾葭、刘瑜等在新浪微博人气颇高的大V，先后离开。

“新浪被大V绑架了。”某IT公司高管这样对南方周末记者评价，“新浪首先是一个商业公司，俗话说就是求财，大V本身不产生直接的商业价值，却在不断自我膨胀和神化。新浪要快速实现商业化，（让他们走）未必不是个机会。”

“没有其他渠道表达，微博上负能量浓度过大。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微博这样负面情绪扎堆。”新浪内部管理人员表示，“我们希望这个平台能健康发展。”

互联网流量监测机构Alexa的数据表明，2011年新浪微博增速就已趋缓。此时。互联网业内对于新浪过度依赖大V、微博沦为新闻超市的批评也陆续出现。

在政治上日益成熟的新浪微博管理团队，已不复当初携手大V翩翩起舞的姿态，从2010年开始，新浪即尝试采取措施，“打破大V的垄断”，确保自身安全。将开拓重点转至政府部门和官员群体，正是2010年新浪一张出色的政治牌。

新浪内部管理人员这样解释：“不能全是边缘化的人。”

到2012年底，入驻新浪的政务微博总数就达到了6万余个。这意味着新浪积极调整着微博的话语生态，也试图削弱着大V的话语权力。

　“大家都吐痰”

一名新浪内部人士回忆，微博论战最激烈时，他们为少数大V扩大了拉黑名额的限制——由上千人扩大至上万人。大V内部也产生分化。“中国人似乎从未学会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讨论问题。”贺卫方说。

在李明亮看来，大V们面临的困境不仅如此：短短4年，微博网友由0飙升至5亿，表达的便捷、自由与匿名，更形成了唾沫横飞、众声喧哗的微博场域。一个浮躁而非理性交往的空间开始占据“广场”，这是大V所需面对的难题。

2010年7月，第一个迎来微博重创的，是一直以近乎完美的成功者形象出现的大V唐骏。方舟子和王小山多方求证后，证实唐骏获得博士学位的“西太平洋大学”是一所野鸡大学。

这一发现让网友们大跌眼镜。接下来，方舟子在微博上发起了一系列对名人打假的质疑，李开复、刘瑜、韩寒，从“对事不对人”到对大V们私德的攻讦，微博上一时泥沙俱下。

微博也从虚拟广场渐渐变成现实的名利场。粉丝数量是一个账号影响力的直观表现。“买卖粉丝”、“僵尸粉丝”类似的新名词诞生了。而一些商业公司也开始将广告业务投放到大V身上，花钱请他们吆喝转发。一个懂得营销自己的人甚至团队，会火速走红成为大V，大V在过度消耗中走向污名与廉价。

2013年的央视“3·15晚会”，娱乐大V何润东的“8点20分发”事件再次将“大V”形象推向谷底。晚会播出过程中，何润东发布一条指责苹果手机的微博，结尾是一句忘记删除的“大概8点20分发”。网民认定，“大V”在这里当“托”无疑。

大V不再单纯是影响力的代名词，开始滑向一个混杂了商业利益、私欲的和嘲笑声的集合。

“老牌大V”王石更早就感受到这一点。2008年汶川地震，他因为号召员工捐款不要超过十元成为众矢之的。潘石屹好心，帮老朋友说了几句话，也一下子陷入了“八九十万人的骂声”。

为了删除留言，潘石屹动员了公司推广部的同事，大概七八个人，四个人轮流值班删。混战到了最后。甚至连骂的人也累了，“我也骂累了，你也删累了，我们先一起吃饭吧，回来再接着骂……”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未曾想，纵使他将微博视作学术私地，会面临同样的唾沫横飞。2011年4月，贺卫方在微博上发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开始了对于李庄案的讨论。不料却陷入整日被咒骂、攻击的境地。最终，经过无数次徒劳的沟通后，这位平日脾气温和的教授，在微博上拉黑了超过 1500个人。

有着相同境遇的还有学者童之伟和张鸣。前者只因在微博开展学术讨论甚至受到人身威胁，后者的反对者一度早晨8点准时开骂，下午4点结束，有着上班的节奏。而时尚界名人洪晃则把所有骂她的评论删除了——因为她的女儿会上网了。

沈阳曾用软件对250个“意见领袖”的微博进行分析——选择了四个常用骂人词语，最终搜索出脏话微博6246条。脏话率大于千分之三点八，明显高于一般网友。语言污化继而导致肢体和语言暴力，间接催生“约架”、“方韩之战”等事件。

据一名新浪内部人士回忆，微博论战最激烈时，无奈下，他们为少数大V扩大了拉黑名额的限制——由上千人扩大至上万人。享受这一特权的，有五岳散人，也有方舟子。

拥有一定数量的粉丝后，罗昌平始终对手中的力量心怀警惕，这源于他曾犯的一个错误：2010年11月，上海余姚路胶州路一栋高层公寓起火，58人的死亡引发舆论狂潮。罗昌平辗转得到消息：负责起火大楼装饰的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是上海市静安区某领导妻子。他决定发布这个信息，出于谨慎，他在微博中特别注明了“传”字。

这条信息随即被证伪，罗昌平删掉了这条微博，并表示道歉。他却发觉信息已迅速传播。很多人在转发时，还去掉了“传”字。

五岳散人也有类似教训。2010年，因为转发了金庸去世的错误信息，他道歉两次。

自责的罗昌平，此后给自己确定了规则：发表一条微博，务必握有证据，特别是书面证据；而转发一条微博时，也会通过电话等方式，再三求证。

但大V们的自查自律并没有减少横飞的口水。贺卫方曾思考被骂的原因：“中国人似乎从未学会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讨论问题。”他说。

2010年浙江乐清事件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着大V的公信力不复以往。当于建嵘一行人组织调查团，奔赴浙江调查钱云会被碾压致死事件，最后发布的调查结论，都倾向于认定钱云会并非死于谋杀。这一与公众期待严重不符的判断，遭到了猛烈抨击，大面积的观众认为，大V们被收买了。

看了太多论战，编剧宁财神最终表示了失望。他发现一些“攻击大V私德”的作战方式，会将论战者拖进泥沼，最终纠缠不清。

“当攻击一个人私德，那么这个人所说的常识就被卷在一块，常识也变脏了。”宁财神说，“最后论战全变为了闹剧。”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也曾反思大V公共言说的缺陷：“太多戾气，大家都吐痰。” “公众人物是个悲剧。”媒体人杨锦麟说，“一个人自诩为意见领袖，就跟人民币通货膨胀一样，一膨胀就完了。”

企业家王瑛说：应该有这样一批人，不满足于做一个企业家，还愿意对中国社会特殊转型期负起一份责任；记者罗昌平则认为：用行政管制代替法治渠道，相当于在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CFP/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