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场的困局：大V近黄昏？（3）

 “另一种美好的可能”

刘铁男事件后，罗昌平回到家乡湖南涟源，发现一百余人的小村里，居然有十余人因想要了解此事，开通了微博。

对于1996年就已上网的专栏作家五岳散人来说，新浪微博刚诞生的两年，确实深刻改变了信息的流动方式：山西疫苗案、玉树地震、宜黄血拆、上海火灾……信息经过大V转发，会立即形成信息传播的爆发式增长点，出现“几何级放大效应”。

而在他看来，2011年7月的动车事件，更是标志着一个网络虚拟“广场”的形成。五岳散人至今仍能清晰记得，动车事件后的许多个整夜刷屏的 日子，他从现场图片、文字直播完成独立思考。他还@了好友、“微博女王”姚晨：即使司机睡着了，按照目前动车与高铁的设计，也不应该造成追尾。他还通过微 博号召人们不要围观，以免阻碍救援。

最让腾讯微博总编辑李方印象深刻的，是“自媒体”的新特性：每个节点，都是信息流动的一环。这深刻影响了信息的公开性和及时性。他清晰记得，2011年底甘肃校车事件，传统媒体一个小时后才赶到现场，而撞车后5分钟，腾讯微博的网友就已在直播。

虚拟广场的扁平化，则让前律师李庄印象深刻。2011年以来，借由微博，他极大拓展了所能触碰的信息边界——他联系上了重庆事件中的诸多当事人，甚至找到王立军的秘书忻建威，并劝说其面对公众，陈述冤情。

“打破信息的隔绝，每个人都是可以连接的。”如今，李庄每天都会收到几十条求助私信，远远超出重庆事件的当事人，“我就像有了一个私人电台”。

此外，传统媒体模式的相对固化和停滞，也助推了受众对微博的需求，也完成了传统媒体看似“不可能之事”。“想寻找新的言论空间。”历史学家章立凡回忆他上微博的动机。

几乎同一时间，网络作家慕容雪村的纪实小说《中国，少了一味药》，在出版过程中遭遇了在他看来无理的删改。自那时起，他开始上微博，要成为“自觉的批评者”。“我开始认识到，写作不能仅为此时此世，更应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2010年宜黄拆迁也是微博在公共事件上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形成的节点。江西宜黄县人钟如琴因遭遇强拆而自焚。她的姐姐钟如九寻求媒体帮助，被当地政府阻挠在了机场厕所。记者邓飞等人通过“微博直播”，成功使其摆脱困境，最终还让地方领导引咎辞职。

而在《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看来，虚拟广场上的大V，借由技术赋权，更具备了影响社会现实层面的能力。2012年12月，罗昌平连发了3条微博，实名举报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官商同谋骗取贷款和包养情人。半年后，刘铁男被正式调查。

更让罗昌平惊讶的是，刘铁男事件后，他回到家乡湖南涟源，发现一百余人的小村里，居然有十余人因想要了解此事，开通了微博。

除了制约公权力，邓飞眼中的微博世界则更为广阔：2011年，他发起了“微博打拐”及“免费午餐计划”，学者于建嵘则发起了“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彰显出大V强大号召力的同时，也显现了网络另一种美好的可能。

“打破信息传播的垄断壁垒，改变公共领域的话语格局，进一步实现个体权利。”对于微博所构建的新型虚拟广场，上海大学副教授李明亮这样评价。“大V处于舆论场的金字塔尖。”

“微博大V是网络时代与时俱进的新贵。是新传媒造就出来的明星。”作家金仁顺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你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潘石屹微博询问PM2.5问题登上了《华尔街日报》，环保局的领导发了火：“你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纵使“新贵”们正如日中天，研究者李明亮却预见了隐患：微博看似给予每一个普通人发声的机会，主导公共舆论的权力却逐渐向“大V”集中。

2012年，香港大学曾对1.2万新浪微博用户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为期7天的研究期里，八成的用户并未撰写原创内容——看上去，新浪微博不像城市中心广场，而更像伦敦海德公园的演讲者之角。

在李明亮看来，“蝴蝶效应”在微博上随处可见——任何化身为大V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都可能掀起一场无法预料的风暴。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的研究就曾发现：一个总数不超过250人的大V群体，已成为网络热点事件消息传播的核心轴。这250人通常拥有10万以上的有效粉丝，如不能激活他们，则无法将事件推向深入。

2011年，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2011年备选“年度20件热点事件”的33个案例中，新媒体实现议程设置、影响话题走向的比重超过传统媒体一成。

任志强则回忆，国务院会议上领导两次点了他的名字，都是因为微博——领导们定期会看他的网上发言，一篇关于“保障性住房大跃进”的文章刚上网，第二天文章就被批示到了住建部。

在此次打击网络“大谣”风潮中落马的薛蛮子，也曾这样彰显过作为“大V”超出互联网以外的影响力：2013年1月，李承鹏签售现场，嘉宾薛蛮子被保安挡在门外。他打开了手机，告知保安：“我是薛蛮子，我有987万粉丝，让我进去。”

中国人民大学舆情研究所根据监测结果认为：关于公共事件的微博，一旦达到转发次数超过1万或评论数超过3000的临界阈值，就可能会从微博场域“溢出”到社会话语场域，从网络影响到现实。

但“现实”同样在关注着正在起变化的网络。2011年下半年，因为老婆老咳嗽，潘石屹决定在微博上直播美国大使馆每日公布的PM2.5数据。一个月后，北京市环保局找上了门，“让我不要发了”。

甚至因为潘石屹发起了投票——询问政府何时公布PM2.5国家标准，被刊登在了《华尔街日报》，环保局的领导还发了火：“你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有关部门的人也曾找到任志强。讨论主题是如何利用微博，对方很明确地告诉他：“不希望把微博关掉，而认为微博应该成为被正面利用的东西。”

以“大V”为代表的网络话语权的重新分配，很快就显现硬币的另一面，最为显著的则是政府部门对大V的管控，以及对谣言的打击。

在此之前，作为商业利益的追逐者，新浪在官方监管与公众需求之间小心保持着平衡，并试图坚持一些温和的原则。201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彤曾这样表示：“删帖会像捅马蜂窝一样，刺激人把信息发给别人。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少删。我们没理由去轻易侵犯个人舆论权。”

新浪微博也曾在原有规则内作出努力。2010年11月，新浪推出了“微博辟谣小组”。由新浪员工具体核实消息的真实性，最多时小组有9名员工。

但这个小组很快陷入无法承担的繁重工作中。为了核实一张怀疑老人被城管殴打的照片，小组成员前往上海，前后调查了一个礼拜，才确定其为谣言。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的运作让其作用如杯水车薪。

复杂的行政压力与现实困境下，这种平衡最终被打破了。

在2013年9月10日接受央视采访时，微博大V 潘石屹谴责“造谣”并赞成建立“秩序”。次日他发布微博称朋友劝他不要受访，但“来不及了，他们正在20 米处向我走来”。（CFP/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