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视阈下的空间命运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去空间化”思潮使空间批判销声匿迹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对空间性、空间经验的关注重新回到哲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视野。当今空间批判理论中，以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和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等为主要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地理学家将复苏的空间意识和空间秩序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独树一帜的空间批判理论。

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对当代空间实践的批判始于对“空间”的重新审视，其视阈中的空间既不同于近代的“形式空间”（即空间是外在的、先在的、 均质的、与物质对象无关的、绝对的“虚空”形态），也不完全等同于现代主义的“实质空间”（即空间是与人的存在直接关联的、具有质的差异的、可以通过对物质的干预实现空间操控的、能动的对象） ，而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与特征的后现代“地理空间”：其一，认同现代主义空间观一贯强调的空间物质性，认为空间并非僵死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反对把空间看作容器且与其中的物体无关的“空盒子”，“空间不再是一种被动的地理环境或空白几何体” ，而是充斥着物质内容的社会过程；其二，摒弃了现代主义以目的—工具模式为导向的“空间的泰勒主义”，提出建立“空间—社会辩证法”，既看到空间的物质属性，又看到空间的社会属性以及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并主张通过“空间性实践”，即“感性的空间性活动”这一范畴，将空间的自主力量与秩序表达纳入历史进程。本文认为，新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地理空间是一个包含诸多人化、意向性关系的空间 ，其命运轨迹含蕴了从空间形塑、空间成长、空间异化到空间重构的内在演进逻辑。

一、资本逻辑下的空间城市化

在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重建中，空间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是社会的、异质的并与时间性相伴随的维度，正如哈维所言“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在各种情况下都是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所赋予的” ，脱离特定的物质内容及其关系的截面式研究无法准确认识和把握它。这种异质化的空间，“它看起来同质，看起来完全像我们所调查的那样是纯客观形式，但它却是社会的产物” ，并且“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就此而言，空间从一个背景性概念变为一个社会实体范畴，成为特定社会关系的载体与容器，呈现恒久的地理性和历史性。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这一方面意味着，“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独特空间” ，“每个社会都处于既定的生产模式架构里，内含于这个架构的特殊性质则形塑了空间” ；另一方面，“空间的组织结构不单单产生于社会，同时也能反过来影响各种社会关系” 。正是空间所具有的这种社会意蕴，使“空间的生产”而非“空间中的生产”成为建构和维系特定社会关系的途径，“每个社会形构都建构客观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 。列斐伏尔提出将空间活动划分为物质性空间活动、空间的标识和标识性空间等三种类型，哈维在此基础上增添了可接近性和距离、空间的分配和利用、空间的统治和控制等三项维度内容，这六项指标深深地嵌入社会关系结构，不仅勾勒出社会空间活动的网络格局，描绘了具有细微性和复杂性的空间场景，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关于社会空间活动的微观分析路径，揭示了空间对特定社会关系建构的直接参与。

由此可见，空间不再是一个消极无为、自我存在的地理环境，而是一种“紧缺”的资源和“可计量”的商品，对空间的控制、占有、分配关系必然体现出不同社会的权力结构。在资本主义已经成了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方式之后 ，空间被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轨道，受到资本的控制并屈从于资本的逻辑，通过空间扩张强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彰显了财富和权力的凝聚，俨然成为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事实证明，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性，占有并再生产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资本主义不少的内部矛盾，成为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重要工具。

空间的形成和表现究竟以何种形式承载呢？置身于西方国家城市化后期进程之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空间化探索始于城市现象研究，提出城市性（城市性是城市化过程的产物，它意味着与农村社会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类型）在空间理论构建上具有特殊意义。城市作为特定区域内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聚集体，既是资本积累最为集中的地方，也代表了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 ，因此是阐释空间性和表现社会结构的最佳载体。

城市虽然是前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急剧扩张并仍在继续变化，自然地代表了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工业资本主义的建成形式 。“向城市的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 ，城市成为实现机械化、技术改进和规模经济的一种空间重组形式 ，可以说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需要创造了19世纪的欧洲工业城市。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近代城市现象都应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寻找原因，基于对“城市生活”的关注和思考，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从城市化角度对现代社会的空间形成与发展进行解释和验证，提出“城市化是对现代性空间化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战略性‘规划’的概括性比喻，而正是这一切才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延续，得以成功地再生产其基本的生产关系” 。

20世纪60年代，作为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最强有力的提倡者，列斐伏尔借由“社会空间”的概念及其分析，率先重视“城市进程与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组织的联系”，开始“关注意识的城市化、围绕城市权利的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都市革命’等问题” 。他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都市化则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 。也就是说，城市化作为一种空间性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符合空间生产的辩证逻辑；反过来，空间又有助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 。在曼纽尔•卡斯泰尔斯（Manuel Castells）看来，城市空间是劳动力再生产所依托的结构性系统，也是城市社会结构的表达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空间上的组合（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城市性的最终决定因素 。哈维将城市视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产物，“城市是产生于大量社会剩余产品的流动、榨取和地理集中过程的建成形式” ，它对生产组织形成了一种统治，反映了资本扩张的物质形态，因此，作为资本主义所有方面的对立统一体，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直接服从于资本积累的现实要求，资本对利益的追逐直接塑造了资本主义城市的空间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