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视阈下的空间命运（3）

　三、非对称交换关系下的空间异化

作为资本逻辑的产物，空间的形成和成长无时无刻不受到资本的控制。不同空间所拥有的资本力量千差万别，这是因为资本积累向来都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尤其是原始积累如何发生、在何处发生完全取决于当地的条件 。资源禀赋的不平衡分布和地理位置的优劣造成了空间封闭状态下的某种相对性，使不平衡发展逐渐成为资本积累于空间和时间中的规律特质，由此创造了多样化的空间样态以及一个嵌套的空间规模的等级制度。

但是，如果我们稍稍审视某个限定（范围）的空间，就会发现空间构型并不能保持长期稳定，资本流及其主导下的商品流、劳动力流、信息流总是使边界变得可以渗透。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空间差异与资本流动、资本流动与空间影响之间的关系，并主要归结于对三个层面的问题阐释上：资本为什么会向外部空间流动？资本流向呈现怎样的特征？资本流动会造成怎样的空间异化？

第一，在扩大的地理规模上再生产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空间使命。资本主义体系普遍存在着资本无限积累与空间界限束缚之间的矛盾，由于劳动力、市场、资源、技术或其他限制，在空间内部市场接近饱和乃至已经完全饱和、激烈竞争使得盈余资本无法继续找到盈利性出口的状况时，经济便陷入停滞，并随之引起大规模失业、资本贬值……为避免资本盈余贬值导致周期性地震撼社会基础的资本危机的爆发，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必须借由进入新地盘的地理扩张和新空间关系的建构寻找新的赢利手段。这就是哈维所提出的资本主义以“时空修复”方式解决资本危机导致的空间失调（即“空间定位”理论），“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域的开拓，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对先前社会结构的渗透，都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

资本主义开发的吸收盈余资本的方式有很多种：一是发现能够输出剩余商品的市场，当然前提是对方必须拥有黄金或货币储备等可支付的能力；二是进行商品贸易，盈余商品的市场交换是实现价值地理空间转移的一种渠道；三是推行信贷交易或国际援助，使资本盈余为其他供应缺乏的空间所消耗；四是资本输出，尤其是伴随着劳动力输出的资本输出更具有长期性效果，它迎合了新空间发展稳定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同时为资本主义系统暂时缓解根本性困境提供了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输出的途径已逐步由工业资本向金融资本，乃至投机资本、虚拟资本转移，不仅资本过度流动的局面愈益明显，而且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新的“掠夺、诈骗和盗窃的重要手段” 。

第二，非对称性关系下的资本流动“全球化”。在永不休止地获取利润的资本主义扩张逻辑主导下，资本在网络化的“流动空间”内逐利而动 ，不仅仅表现为灵活性与易变性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流动并非是平等交换关系下的局部空间交互，而是呈现非对称性和全球化特征。

一方面，盈余资本总是受控于强势空间，通过不公平和不平等交换（即非对称性交换）模式流向那些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空间，并在空间上连为一体的垄断力量，榨取垄断租金，“资本跨越地球表面的自由流动，极大地突出了可能吸引资本的那些空间的独特品质” 。资本流动提供了“一种将贬值的剩余资本投入到最薄弱和脆弱的领土和人群中去的手段” 。而吸引和推动资本空间流向的因素除了成本或利润之外，工会势力、劳动力价格等不容忽视，甚至是劳动力的空间分工也能指引资本投资到有适合需要的劳动力的地区 。并且，“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就越大” 。

另一方面，正如列斐伏尔所言，资本冲破了血缘、地域、国家、民族、语言、宗教等界限，具有全球化性质。“纵观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运输和通讯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改变了空间条件，并在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内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稳定性” ，过去许多限制产业空间位置的不利因素，现在已经由于科学技术而克服，赋予了资本更为积极的流动性。因此，在资本主义“一种永不停息地减少空间障碍的动力”作用下，资本流动内生出不可阻挡的摧毁所有空间壁垒的力量，彰显出“全球化”这种资本主义系统与生俱来的趋向，不断地为资本开辟更大的利润空间。可见，全球化是空间的不平衡发展，是资本过度积累的恶果，是当代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的微妙法门 。

第三，资本空间流动不断加剧空间结构关系的异化。全球空间系统的任何一个空间单元，从来都不是封闭的、固化的，资本自身的空间延伸必然对原有的空间物质、空间活动和空间关系等造成冲击，引发一系列空间结构的被动性变革。哈维提出，资本主义发展不得不在保存空间原有资本投资的交换价值和破坏这些投资的价值以开拓更大积累空间中进行两难选择 。

异化现象之一：空间物质内容去民族性。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自私心理早已被马克思所揭露和批判，即便宣扬自由竞争，并采取看似善意的行动，但是将外部空间向着有利于形成垄断竞争的方向改造才是资本流动的真正目的。当资本流入新空间，新一轮的资本积累机制随之开启，这也成为“资本主义为了生存下去而不断创造其自身的‘他者’的一种触及手段” 。资本“他者化”过程不断强化发达空间是一个可以仿效的文明标尺和自由灯塔，积极展开消费观、生活方式、价值观、文化形态以及政治和金融制度的优越性的植入、传播和进攻，穷极所能地发挥资本所具有的粉碎、分割及区分的能力，吸收、改造甚至恶化古老文化差异的能力 。“现代工业和雇佣劳动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特性’”，“很容易被资产阶级力量所同化，很容易被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渗透机制所利用” 。因此，全球化暗示着外部空间在流入资本的征服和操纵下，广泛地经历着被迫消除民族性的过程。

异化现象之二：空间生产活动一体化。资本在不同空间之间的连锁流动“把不同的领土和社会结构非均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使空间界限趋于模糊，从而创造了新的空间生产范畴。列斐伏尔特别指出，外部空间并没有消失，相反，一旦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其作为一个特定因素作用于资本主义扩张的特征，将表现得愈益明显。这一资本扩张是原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新的空间范畴的再生产，它不但必然影响到一切先已存在的空间生产活动，而且将两个或多个不同空间的生产纳入一个生产系统，以发达空间为轮轴，一系列外围空间则通过一根根辐条与其相连，开展高度联结的、协调的一体化生产活动，发动资本积累的新一轮进程。自20世纪末叶以来，国际分工已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发展到企业内部同一产品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这正是基于跨国流动资本对国际垂直生产网络化体系的超强控制。

异化现象之三：空间关系结构两极化。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后果被一种对立和矛盾的趋势所困扰：资本流动以空间差异为逻辑起点，空间障碍和差异必须被打破。然而，在这样一个连续的资本流动过程中，通过财富规模变化不仅造就了新的阶级差异，而且又在不断地激化不均衡发展态势。不难发现，与资本流动相伴随的一定是所谓高效的市场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这“意味着社会关系的主导模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资产的重新分配日益朝着有利于上层阶级，而非下层阶级的方向发展” 。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空间的分裂、失衡、不稳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存及其富有特色的空间性的生产，仰仗于将占有的空间区分为过分发展和欠发展的区域” ，这种结构性不平等迅速导致空间体系的两极分化。“地区间及阶级间螺旋式上升的不平等” ，使得世界银行关于一体化加上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显得很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