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在家上学”现象不容小觑（2）

孩子“在家上学”能被体制接纳吗?

“在家上学”，家长和孩子要冒很大的风险，一是涉嫌违法。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其次，“在家上学”的教学质量如何保证？孩子以后适应社会的能力如何？尤其是没有“正规”学历，可能影响就业，等等。

但是，就教育本身而言，这些家长要“摸索一条能够保护孩子们天性的教育之路”，确实触及了教育的本质问题，这些家长的实验、探索，对社会是有益的；即使是试错，也是一种悲情的奉献。因此，“在家上学”应该被视为一项有意义的教育实验。要让“在家上学”合法化，办法是有的：将其纳入义务教育的管理，由教育部门介入，有家长参与，双方达成一个合作方式，开辟出一个教育特区来推进这项实验。

但很可能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或幻想。教育界内肯定有一些怀抱教育理想和改革愿望的人，但是，这种志向是否为教育体制所认可、鼓励？有教育界人士说，尽管当前我国的应试教育屡遭社会各界的批评和指责，但不可否认，其教育体制是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形成——虽然语焉不详，但是，为现行教育体制辩护的立场是明确的，问题是理由没找好：现行教育体制确实是经过了“长时间”，但是，时间长度就能保证一个事物是正确的？这种辩护，就是鲁迅反诘过的理论：“从来如此，便对吗？”而且，现行教育体制是“实验”的结果吗？实验方案在哪里？主持了这项实验？试验范围多大？多少学校、学生参与了实验？实验结果在教育界内外接受过分析、评估吗？

“在家上学”是对学校教育的不满，或者说也是一种“用脚投票”，对现行教育投了不信任票，体制中人有点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教育事业的管理者与研究者的使命，是对国家教育事业负责，对国家的未来负责，还是对体制负责？本来，两者并不矛盾；改进、完善教育管理体制，就是对教育负责，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些改进、完善的建议、做法，常常被视为添乱、捣乱。拒绝改进、完善的原因，可能是主政者不思进取；也可能是出于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应试教育，已经催生并培育起一条从教辅书的编写、出版、发行及课外培训的产业链；教育主管部门、教研部门、学校，一直到有关教师，都从这条产业链中获利。这条产业链与教育行政系统互为表里，紧密配合，前者为后者取利，后者为前者提供“合法性”支持，最终，利益固化已经形成一种机制；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状态：利益固化越深，说明越是需要改革，但是，越是固化，拒绝改革的力量就越是强大。要教育体制认可、接纳“在家上学”实验，可能性很小。

在家上学：是叛离还是回归？

我们可能对公立教育有所逃避，但并不意味着“在家上学”就能替代学校教育，也不能用过于浪漫主义的眼光把“在家上学”看成乌托邦。

“在家上学”风生水起

每个人总会有不同的选择。

袁鸿林，王晓峰、徐雪金、姚泳光……当这些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在家上学”的实践者队伍正变得日益庞大。从家塾和私塾，再到微型学校，“在家上学”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在公众或支持、或狐疑、或反对的目光中，“在家上学”风生水起。

袁鸿林算是国内“在家上学”的先行者了。他曾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读书，在高校教了一段时间书以后下海经商。在其所著《14岁都能上大学》一书中，记录了女儿袁小逸“在家上学”的情况。袁小逸曾经去幼儿园上过一年学，在这一年中，袁小逸表现出极度的不适应，不愿去幼儿园，还经常生病。于是袁鸿林便把女儿接回了家，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来进行教育。

无独有偶。2011年底，一个名为“在家上学联盟”网站的出现吸引了很多家长的眼球。网站的创办者叫徐雪金，他希望“在家上学”的家长能通过这个平台即时沟通，寻找志同道合者。

《在家上学——叛离学校教育》作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新玲认为，有些孩子并非在学校上学不适应、不愉快，而是他们的家长认为学校教育不能达到自己对孩子的要求，不能让孩子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样子，于是选择“在家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