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源流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2）

5.美国政治——金钱穿上了民主的外衣

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刚刚结束，美国便遭遇了一场“谢司起义”（1786-1787），这引起了当时美国政界的恐慌，他们把所有的动荡都算在民主的账上，迫不及待地以法律和正义的名义熄灭民主之火。在此背景下，1787年，由包括汉密尔顿、麦迪逊、莫里斯、梅森、格里、伦道夫等所谓“国父”在内的55位政治精英召开的制宪会议，成为对民主的声讨会，他们把“民主”这个词与“动荡”、“愚蠢”、“过分”、“危险”、“罪恶”、“暴政”等连在一起。最后，他们起草的那份“文件”，只有39人签署，13个州总共不到2000人投票通过，便成为这个新国家的宪法。最近，国内有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讲述美国制宪过程的书，认为，从立宪内容与民主的关系来看，美国费城制宪是反民主的奇迹。

既然美国的国父们对民主很反感，他们当然不愿建立一个由众议院主导（或民意主导）的政体，而是通过各种制度设计来削弱众议院的权力。一是分割立法权，设立上议院（参议院），由最具有身份、地位与财富的“高贵人士”组成；二是赋予总统“帝国般的权力”，使他的政治地位高于议会，有人把美国总统看成是选出来的君主；三是赋予具有贵族色彩且不受民意影响的最高法院可以宣布立法无效。因此，人们天真地以为美国的两院制、三权分立是民主的象征，谁知道这种设计的本意正是为限制民主。他们的目的是使少数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而且通过宪法使之长期得到保护。于是，那些财大气粗的显赫家族稳稳地掌控着国家权力，从亚当斯、汉密尔顿、哈里逊到罗斯福，再到肯尼迪、洛克菲勒等等家族都曾风云一时。

如今，美国选举已经成为“钱举”。2010年1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了一项取消政治献金限制的法律规定，金钱的巨大力量使美国选举的公正性荡然无存。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两党候选人奥巴马、罗姆尼千方百计讨好富人，以为大选筹款，结果总体花费达60亿美元，成为美国“史上最烧钱的大选”。2011年5月，诺贝尔经济学将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杂志上发表题为《1%所有，1%统治，1%享用》的文章，指出美国1%的人每年拿走1／4的国民收入，控制了40%的财富，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1%者的跟班，靠1%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钱权模式”导致总统大选后权力向金钱倾斜，如在小布什政府大选筹款中贡献最大的“先锋”俱乐部，竟有43人被任命要职，其中2位担任政府部长、19位出任欧洲各国大使。而小布什政府之所以在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中受益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行业的大公司都是布什竞选时的主要赞助者。美国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房地美的问题在20年前就被发现，但由于他们花费大量资金游说而被放纵，致使监管上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最终成为催生世界金融危机的重大拐点。“钱权”模式使得富人们彻底控制了美国，也绑架了世界。（参见朱维东：《美国式民主不是世界的标杆》，《党建》2012年第11期）

更糟糕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到处推销变质的民主，结果呢？因选举民主而导致分裂、战争等并不少见。选举竞争简单地依靠选票，以政客和政治投机为主导，以选票裁决的方式导致对社会大众利益的漠视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排斥，以社会停滞和混乱为代价，以控制资源为目的，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矛盾激化。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之后民主政体的品质普遍不佳，正如张维为指出的：“西方一些国家现在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惟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结果导致第三世界的劣质民主层出不穷；贪官污吏通过贿选当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争名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民粹民主、部落主义和黑金政治之实，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张维为：《中国触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其实，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一针见血地批判过这种假民主：“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这样的情形，在中美洲、南美洲，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6页）

6. 协商民主——对西方民主的反思

西方民主日益偏离民主的本质，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反思。当代西方对代议制民主进行反思和矫正比较有影响的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参与民主论，二是与参与民主相联系或受影响的协商民主论。参与民主理论重新认识参与对于民主的价值，认为参与的主体是普通民众，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平等的；参与的客体是影响参与主体利益的政府决策或公共生活，将民主参与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承认参与是公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的必需途径，参与具有教育功能。其实，参与民主的最终归宿就是协商民主，因为协商民主正是着眼于“改善政治参与的性质和形式，而不只是增加政治参与的机会。”（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

西方学者对协商民主作了很多有益的探讨，一般“把协商民主理解成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理性的决策形式，在这种体制中，每个公民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表达意见，愿意倾听并考虑不同的观点，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孙永芬：《西方民主理论史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但是，不少学者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有的体制框架内不可能实现协商民主。其原因不仅仅在于长期实施选举民主的制度依赖，而主要在于缺乏一个能够超越利益之争的政党，缺乏一个站在公正立场上主持协商讨论的领导者。

7. 对西方民主的几点结论

第一，西方国家现在所宣扬的民主，与民主的本质和本来意义相去甚远。西方主流思想在长时间内对民主是持批判态度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兜售的民主政治，其民主是被改造了的，民主在这里更多的是标签，是政治技巧。

第二，古代雅典民主在随后的国家状态中，特别是在近现代西欧民族统一国家中，不具有推广价值和操作性，就是在中国人民民主制度条件下，也难以照搬。

第三，从古代雅典，到中世纪的西欧，再到当代的西方世界，协商讨论式的民主，始终是民主的内在要求，但在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下的政治架构中，协商民主难以被重视，也难以在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政治概念，不少来自于西方。无疑，我们要借鉴人类文明所创造的有益成果，要运用中外融通的概念和话语进行国际交流，但是我们必须搞清楚西方政治概念的由来及内含，不能盲目地妄自菲薄，简单地照搬照套。

第五，在分清性质和内容的前提下，对西方国家的有些治理形式，他们对公权力制约的有些做法和某些社会管理方式等，也要认真研究，为我所用。

（作者：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