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自贸区是“开放促改革”的第四阶段（3）

日报：自贸区28平方公里，而当年浦东开发开放的面积大很多，在你看来，如今建设自贸区更难，还是当年浦东开发开放更难？

周瑞金：当然是自贸区更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在一些监管部门对金融开放的阻力更大。我们在加入WTO时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次都要过关，都要解决，阻力也更大。

另外，自贸区开放了以后损害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这就涉及到利益的博弈，所以李克强总理很有魄力，3月份到上海来调查研究提出这个问题，7月3日国务院就开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自贸区的总体方案，8月底全国人大就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3部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

日报：这28平方公里对上海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整个上海也就放开了？

周瑞金：28平方公里肯定对上海推动很大。这些条件是只给自贸区还是给上海，自贸区要不要隔离，这些都是问题。

我认为自贸区不应该隔离。步子打开以后收回去是不可能的，现在关键是能推广到什么程度。但是肯定会有限制，没有限制监管会比较难，现在就是考验我们的监管，政府有很多新的监管手段，包括金融的监管、信息的监管、人员的监管，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监管，要探索这种监管方式也要一个改革创新过程。

日报：有人认为开放有很大的风险。

周瑞金：我们一直害怕开放，害怕开放以后影响到我们国内的制度，影响我们国内的意识形态，这是最害怕的地方，但是三十多年下来，说明没有值得可怕的地方。相反，恰恰是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奇迹般的发展，使中国达到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所以自贸区的进一步开放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中国跟上世界的潮流不但不会对中国有危险，相反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活力、更新的气象，更多的好处。

这三个十年我们不是一下子放开，我们每个阶段放一步，现在进入第四阶段，但这还不是最后一个阶段。

日报：上海自贸区获批之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在积极申报自贸区，怎样看待地方对于自贸区概念的热捧和迫切的心情？

周瑞金：现在很多人理解，这和以前搞开发区一样，你这里有一个开发区，我那里也要有一个开发区，但是自贸区和开发区不同，自贸区有很多条件，不是哪一个地方想搞就可以搞的。国家决定自贸区从上海开始，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试验性质的，其他地方申请归申请，试验的结果没有出来怎么推广呢，一定是上海试验有了结果，找到了它应该有的路径和模式，逐步有了经验以后才能推开。

到那个时候，我相信中央会按照轻重缓急和各个地区之间发展的平衡，考虑适合发展自贸区的地方。我估计还要看一年左右，北天津南广州最有希望来推广，二者可能同时获批。

为什么这次中央选在上海？因为上海有独特的优势。一是地理位置优越，面对太平洋，地处长江三角洲，又有长江流域广阔的腹地；二上海经济实力雄厚；三是经济门类齐全、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四是干部素质比较高；五是企业家能力比较强；六是上海就业人员资源比较丰富，等等。这些都是上海的优势所在。

以法律保障改革开放

日报：不久前，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的方式“豁免”改革失败的责任，加强上海官员的改革动力，这个过程有一些争议。您见证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历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瑞金：豁免很好。对于敢于改革的人要有法律上的保护，有这一条和没有这一条大不一样。这不但标志着我们对外开放的进展，还标志着我们的法制观念到了新的高度。浦东开发开放的时候许多干部生气勃勃，充满理想主义精神。这20多年来，上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出台法律保障，才是对干部的最大爱护，也是鼓励干部勇于投入改革，敢于闯敢于试。

在法制社会，立法是根本的保证，法制社会要按法制来办，加强法制很重要，改革开放，包括改革攻坚都要加强法制的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讲，上海一直走在前面。

自贸区像“负面清单”的监管对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也有新的要求，境内关外的管理形式对我们也是新的挑战，政府怎样取得高效的管理，也要摸索。开放，特别是金融服务、航运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的开放，和我们的监管有很大关系，这需要有很强素质的人来参与，并且风险也很大。在新的改革开放的前沿，风险更大，理所当然需要法律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