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历史学“求真”和“致用”的契合点

【核心提示】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似乎主要是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等因素影响所致，表现为对细节的过分青睐，以及对“宏大叙事”的淡化。尽管成因与表现不尽相同，但上古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在充分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既考虑“求真”，又兼顾“致用”，成为部分与会学者关注的重点。

9月25—28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主办，天津师范大学出土文献与上古史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70余名学者参加会议，围绕“简帛文献与上古史研究”、“金文与西周史研究”、“甲骨文与商史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以及出土文献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前景等展开讨论。

借助出土文献研究古史成共识

会议共收到论文49篇，其中9篇涉及甲骨文（或用甲骨文研究殷代历史问题），9篇涉及青铜器铭文（或用金文研究周代历史问题），18篇涉及简帛文字（或用简帛文字研究相关历史问题），还有1篇涉及陶文，1篇涉及钱币文字，另有2篇文章带有对出土文献研究进行回顾总结的性质。约有82%的会议论文中明显使用出土文献，尤其是甲骨文、金文及简帛文字研究历史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晁福林表示，近年来深埋于地下的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文献的不断出土，重塑着我们对上古史的认知。新材料不断出现并基本得到很好的保护，这是当下上古史研究者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如何利用当下的有利条件，推动我国上古史的深入研究，这是学者今天应该回答的问题。

谈及儒家经典《春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源认为，自战国至清代，学者一直为《春秋》及其三传作注疏，训诂字句，阐释义理。今天，解读、研究《春秋》仍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要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更进一步，需充分利用出土文献材料，特别应加强殷墟甲骨文与《春秋》的对读与互训。过去研究《春秋》的学者没有注意这一方法，研究甲骨文的学者虽偶引《春秋》、《左传》与卜辞互证，亦未专门论及《春秋》与殷代史官记事笔法基本一致的问题。今后研究《春秋》，除了考察与殷卜辞、殷周金文的传承与相似性外，也要发现其不同之处，探讨其中存在差异的原因。

“求真”还应兼顾“致用”

受史料阙如等因素影响，中国上古史研究素来强调史料（尤其是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帛文字等）搜集、整理的重要性。文字考订、文献考辨、史实考证在为古史研究者带来颇丰收获的同时，也牵扯了治史者相当多的精力。

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已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在人们的心目中，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似乎主要是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等因素影响所致，表现为对细节的过分青睐，以及对“宏大叙事”的淡化。尽管成因与表现不尽相同，但上古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在充分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既考虑“求真”，又兼顾“致用”，成为部分与会学者关注的重点。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世超表示，利用出土文献释读、佐证、重构历史的做法，不仅可以填补史料空白，纠正文献记录的讹误，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跳出前人设置的框架，把古史研究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强调“求真”而忽视了历史学的重要职责，那就是“致用”。

出土文献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也是研究中国早期文明起源与演进、历史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资料。天津师范大学出土文献与上古史研究中心教授杜勇认为，随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出土文献品类之丰富、数量之繁多早已超出人们的预想。除甲骨文、金文等传统出土文献外，简帛文献、玺印、石刻、陶文等出土文献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近年来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北大汉简等多批先秦、秦汉时期简帛文献的发现引发了学术界一次又一次的轰动。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给中国上古史研究带来更加广阔的空间。

与会学者表示，对于历史学而言，“求真”与“致用”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它们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是当代史学维护学科合法性，实现社会功能的重要手段。目前，不断涌现的出土文献已在极大程度上促成甲骨学、青铜器学、战国文字学、简帛学等学科的建立，用出土文献释古、证史，进而重构古史系统的研究风气正在蓬勃兴起。学者们期待中国上古史研究在出土文献的推动下不断逼近历史真相，也希望中国上古史研究成为史学“致用”的典范，为当代中国史学实现科学价值与社会功能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