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20世纪中国的民族文本

彭定安

演讲人：彭定安  时间：6月22日  地点：沈阳大学

鲁迅的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中国20世纪文学经典，并且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他的小说《阿Q正传》被收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英语企鹅经典文库。鲁迅作品的经典意义，从最根本上说，在于它是20世纪中国的民族文本，反映了20世纪中国的精神世界、时代气质和文化心理结构。

从鲁迅看中国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全民族性的诉求。这些诉求有如幽灵，好似神祗，游荡于社会生活中，漂浮于民族上空，启示人们去感受忧伤、悲哀、痛苦，启迪并激发人们思索、寻觅、探求，酝酿奋起、跃动、抗争。而每当这个时候，总是会应时代之召唤、民族之养育、人民之催生，产生一批民族精英，他们是民族的感应神经，是民族的思考人和代言人。其中，尤以作家、艺术家为斥候、为灵魂。他们的作品，便成为表达民族精神、民族命运和民族愿望的民族文本。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这种文学“可供人们解读一国之文化，这些作品本身，也融入整个民族的DNA”。

鲁迅的文学作品就是一种表达民族精神、民族命运和民族愿望的民族文本。我且先从读者接受方面来加以证实，以为直接论证的准备。

在中国的鲁迅接受史中，一代代读者从鲁迅作品中期盼也确实获得的是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对人民自由解放的追求、对敌人的恨和对人民的爱。其中，包含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刻感知、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体认和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切肤感受。与这一切紧密联系的，还有培育了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中最需要的爱憎分明、坚贞不屈、锲而不舍的精神品格。几代中国人，在鲁迅作品和鲁迅精神以及鲁迅品格的哺育下成长；鲁迅的深刻影响，对他们的成长和成就所发生的重要作用的众多事实，成为鲁迅作品是20世纪中国的民族文本的最有力而切实的证明。

国外的鲁迅接受也是如此。国外的读者和研究者，读鲁迅，就是读中国；研究鲁迅，就是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研究中国。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日本，他们很早就提出了鲁迅文本的社会改革意义，以及为此而具有的社会批判的品性。从1921年第一个向日本推介鲁迅的清水安三赞扬鲁迅痛苦地“诅咒了真正黑暗的人生”“一股脑地将中国的旧习惯和风俗加以咒骂”。后来，山上正义又指出：“（鲁迅）以阿Q这个农民形象为中心，描写了中国农村、农民、传统、土豪和劣绅。特别是描写了他们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它深刻地描写了这次革命的实质到底是什么。”这些评论，把鲁迅文本同现实的中国、中国社会和它的“国民革命”的实质联系起来，指出了鲁迅文本深刻的民族性和革命意义。更具深刻意义的是，第一本《鲁迅传》的作者小田岳夫，把鲁迅与孙中山相提并论，指出鲁迅是“可以和孙文匹敌的重要人物”。鲁迅着意于“人民从心灵的迟钝中解脱出来”，鲁迅是“绝望的，愤怒的，不屈的和忧郁的”，他的痛苦“远胜于孙文”。小田岳夫进一步深化到鲁迅文本作为民族文本的思想文化和心灵改革的层面。

韩国的鲁迅研究和鲁迅接受，是东亚的鲁迅接受中，日本之外的另一个大支系。韩国引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的知识精英，都是怀着虔敬之情的“鲁迅接受者”，是在鲁迅的中国民族文本的教养和鼓舞下，引导本国改革运动的进展的。韩国著名鲁迅研究家朴宰雨指出：韩国“20世纪的鲁迅接受”可以这样地来概括：“战后竹内好等日本知识界不少从鲁迅那里发现现代的出路……韩国知识界呢，也很早就接受鲁迅，从鲁迅的文学与思想里发现觉醒封建意识的资源、反封建斗争的精神武器，进而发现和帝国主义压迫者法西斯斗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参见《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序一》）他们从鲁迅作品中体察民族灾难和反抗精神，鼓舞斗争勇气。

欧美世界对鲁迅的接受，其核心解读和基本文化诠释，也是鲁迅对旧中国的社会批判以至扩及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揭示与批判，以及人民的苦难与奋战。1925年第一个将《阿Q正传》俄译的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希礼），在译序中说：鲁迅“把自己的讽刺不仅刺向1911年的革命，而主要是指向中国的旧文化和中国的社会。”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读到敬隐渔的《阿Q正传》译本之后，特意请了一位攻读文学硕士学位的中国留法学生阎宗临，为他解释鲁迅的作品，并以此了解鲁迅和中国。罗曼·罗兰也是从读鲁迅中了解中国，并且把中国的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思考和评论。

以上，仅仅简略举几个例证，即足以窥见在跨文化传播中，在异域的中国文学接受中，鲁迅和他的作品，是一个受到重视和给予高度评价的艺术世界和文化境域，其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是中国的民族文本；他的作品的社会与文化蕴含，满足了民族文本的主要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