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20世纪中国的民族文本（2）

鲁迅在上海 选自黄乔生著《鲁迅像传》

鲁迅作品的“民族母题”

中国在经历了自从鸦片战争后累累受挫、丧权辱国以来，特别是在经受着马克思所说的，先被鸦片麻醉然后才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过来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开始并日益深化地进入“民族的自我认识时期”。黑格尔曾说“自我认识是民族精神的最高成就”。中华民族此时正开始进入这个民族精神最高成就的历史时期。整个民族，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思考本民族最缺乏的是什么，落后和挨打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来改变这种可怜可悲的命运？即使那些处于愚昧麻木状态中的广大“庸众”，在蒙昧无知中，也在心底深处，期盼改变现状。但是，唯有先觉者、具有热切爱国之心和民族精神觉醒的人，获得最丰厚，也应答最强烈。鲁迅属于这种觉醒的民族儿女群，并走在前列。

从“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林则徐，到王韬、容闳到严复、梁启超，一个个先觉者在比较文化的启动下，进入民族觉醒并催动整个民族的觉醒，鲁迅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先在南京求学，受到革新浪潮的洗礼，并接触到一般西方文化特别是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西方新思想。更重要的是到日本留学以后，就近观察、体验到“脱亚入欧”后大胆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之后的日本文化，并通过“日本桥”接触、体察到西方文化、西方思想新潮。于是进入民族思考人的角色，思考着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并苦苦探寻其出路。正在此时，发生了“幻灯片事件”，激发他改变人生道路，弃医从文。鲁迅思考和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这样的“民族母题”。从这一点出发，他选择了以文学来唤醒国人、改变他们的精神，而以此救国救民的道路。从创作心理学方面来看，鲁迅创作意识的形成及其构造，即是以“文艺：醒民—救国”为基石和特征的。他未来的文学文本的性质，在此时就已奠基。这是鲁迅的特异之处，也是优异之处和高于其他作家之处。

此后不久，他便退学赴东京寓居，自学，办杂志，翻译和写作，开始从事文艺运动。随后，从1907到1908年，他先后发表了我称之为“东京四论”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这四篇论文。这便奠定了他的作品的民族文本的思想理论基础。此“四论”，从人与人的历史，到科学，到文化，到人的精神，介绍西方文化源流与当代思潮，抉其大纛与新潮，属目西方，隐击故国。

《人之历史》介绍标举进化论，论证进化之必然，促醒国人，秉此新论，刷新心迹，追寻民族进化之途。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在给科学之伟力以崇高评价之后，随即从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地提出了“美上之感情”和“明敏之思想”的极为重要，决不可忽视。否则，人的精神渐失，人性入于偏狭。这样，“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归于枯寂”。这时候，“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了。这就是说，科学技术知识固然重要，但决不可偏废，忽视丢弃了人文知识和精神文明。《文化偏至论》全面地论述文化问题并涉及其发展规律之探讨与究诘，特别是对于人的精神的瞩目。他认为，中国处此危境，根本在于振拔人之思想与精神，“黄金黑铁”不足以救中国。接着，他便远察西方之新思潮，近体中国之实际，分析世界思潮与本民族需求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去取之方略。他甚至提出了建立“人国”的伟大而深刻的理想：就是要使“沙聚之邦”“转为人国”。

“东京四论”的最后一篇《摩罗诗力说》，则进一步从科学进到文化，又从文化一般，进到文学的深层面。通篇在历述欧西、俄罗斯诸民族杰出诗人之思想、艺术与事迹之后，总结他们的品性、言行、思维，认为他们是“精神界之战士”。他以期盼之心，诚挚地发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又深深地感叹：“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沉思而已夫！”这是发自心底的民族之声与民族浩叹！发人深省，故称其为民族文本。

“东京四论”，构成了一组完整的中华民族20世纪初叶的理论思想民族文本。

每个民族、国家的改革，均必历经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和层次，即“器物层改革”到“制度层改革”，再到“文化层改革”。当然，这样三个阶段（三个层次），是大体递进而又叠进交叉的。中国在20世纪初，以洋务运动为代表，器物层改革已经取得客观的成绩和达到相当的水平，制度层的改革，则亦已显露端倪甚至摆到日程上，故先有戊戌政变法之发生，而继其失败之后，又有了章太炎更有孙中山的革命论出和革命运动的兴起。至于文化层的改革，其实也已经随着这两个层次改革的进展，而提到日程上，呈现为民族母题的内蕴了。不过，当时的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们，目力所及，着力之处，以至在思想境界上，均注重发展实业、富国强兵、坚船利炮、警察法政、立宪国会等等议题，而于文化，于国民文化心理性格，却未顾及，或涉及之而未放到重心位置，甚至尚未达到这一觉醒层次。而鲁迅则否。他在注意并认可器物层改革和制度层改革的同时，更注重文化层的改革，也就是更注意民族文化的弃旧布新、革故鼎新，即他所提倡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他认为这才是“本”，而其他则为“末”。他的这种文化觉醒，正是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觉醒的“个体性反映”，也就是“人格化反映”，是这种民族觉醒在民族思考人身上的突破和表露。这一方面表现了鲁迅作为民族思考人的优异秉性，另一方面也再次证明他论文的民族文本的禀性。他的系列论文，反映了整个民族的文化觉醒；他的系列论文的“如入无人之境，应者寥寥”，则又反映了全民族文化觉醒程度之不足和迟滞。这些表明了鲁迅在思想境界上的前卫与前瞻。因为，文化层的改革，在中国的实际社会发展中，要到五四运动时期，才作为民族革新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做“历史实践的运作”。

当然，鲁迅在此时期，创获和“提供”的民族文本，还是文学、文化理论形态的文本。这既取决于他个人的主观状态，又受制于当时的时代条件和民族的历史境遇。

这时的中国社会还没有酝酿成熟文学创作的客观条件和文化境遇。尤其是从传统民族文学表达到近代的转换，再向现代的转换，还要等待历史条件的出现。民族现代文学之花，还要等待能够培育和生长民族文学、民族文化之花的土壤出现。这一历史的与时代的条件，是经过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带来的，民族从短暂欢欣到新的忧伤之后，要经过从1915年开始出现的新文化思潮与实际运动兴起之后，才能出现。

鲁迅等到了这一天的出现。

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酝酿和发动，鲁迅在短时期沉默之后，以小说《狂人日记》的问世为标志，走上了文化征战的疆场。

《狂人日记》是一个民族寓言。“狂人”，是这个民族寓言中的典型形象，一个寄寓着民族症候和“时代气候”的文化符号。他以寓言的体式，揭示了那种以愚民政策施行精神虐杀的“吃人”的历史本质，又以“狂人”的形象，带有寓意和象征性地表现了“狂人”以觉醒之声呼号和呼唤人们警觉，他以舍己救人的志士心拯救同胞，却被以对待疯子的心态与手段，加以管制和扼杀这样一些寓意—寓言的方式和艺术形态，高度浓缩地表现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族心理状态。这一民族寓言，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的现实，而实实在在地成为深刻的民族文本。并且，从国外研究者的论著中，也有认为这也是“亚洲民族寓言”的。

继《狂人日记》之后问世的《阿Q正传》，则以细节写实式的叙事，寓言式地表现了另一种意域更广泛也更深刻的民族寓言和民族文本的本质。它创造了一个社会内涵更具体实在、生活细节也更具体实在、人物形象也更写实和具体的“写实文本—寓言文本”，是两种文本的结合与汇融。而且，创造了阿Q这个既写实又含寓言意蕴的不朽社会典型与艺术典型。《阿Q正传》作为民族寓言—民族文本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使它既具有社会生活的写实性，又有在写实部分的象征性和寓言性。

《阿Q正传》作为民族寓言，有着真正意义上的宏大叙事性。这不仅表现在他在作品中，把辛亥革命本身，把这一民族民主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纳入他的叙事境域之中，而且，作品还以寓言的形式，涵盖了中国的社会结构、阶级阶层关系以及伦理关系，涵盖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状态和性质，还涵盖了中国的传统话语权的分置与阶级分野，涵盖了中国的意义世界与人生情境。它以寓言的形式，构筑了一个“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图景”。《阿Q正传》之为一个民族寓言—民族文本，从总体上说，就是它把中国历史、社会、文化，中国的道德伦理和意义世界，中国的人生，中国有关革命的话语和实践，统统纳入了他的小说文本的象征系统和意义系统。它的隐喻、象征、变形、反讽等等，都具有涵盖广泛和深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