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

中美关系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这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是一对关乎国际秩序的关系。在中国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中，中美关系至少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来探讨，即，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第二，中美关系与国际秩序。即使是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也并非是双边的事情，这两国关系如何处理，决定了国际关系的战争与和平。当中国说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不仅要保证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也是要保证世界的和平。

历史地看，要确立这样一个大国关系不是不可能，但也并不容易。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在西方，这几乎已经被视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

大国兴衰过程中的战争多于和平，这一历史事实使得人们对中美关系极其悲观。根据这种观察，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必然要挑战美国霸权，而美国必然要尽力反制，这必然导致两国之间的最终冲突。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冲突很自然会演变成国际冲突。多年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盛行的各种“遏制”或“围堵”中国的理论，其背后就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从一些表象上看，这种担忧似乎也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不仅像美国、日本和印度那样的大国开始担忧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威胁，中国周边的小国更是担心，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甚至安全构成直接的挑战。这些年来从朝鲜半岛、东海、南中国海、印度洋和中印边界所发生的连续不断的事情，也似乎在印证着人们的担忧。随着美国“重返亚洲”，很多亚洲国家开始靠向美国，寻找一个安全保证。而这些国家的行为又导致中国的担忧，也就是美国和其联盟要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崛起。

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中美两国如何互动？美国“重返亚洲”来“平衡”中国的崛起，美国和其同盟下一步怎么走很关键。如果美国“重返亚洲”仅仅是如其所说，是为了“威慑”和“平衡”中国，也就是防备中国行为严重损害其国家利益，那么也不致于导致两国的公开和正面的冲突，因为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想挑战美国的霸权。但如果美国和其同盟所做的超出了“威慑”和“平衡”的范畴，两国的公开冲突乃至战争就会成为可能。

很显然，美国下一步如何走也取决于中国如何走。这是典型的博弈或者理性选择。对中国来说，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至少具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最低目标，即要尽力避免走向大国争霸的悲剧，第二是最高目标，即和美国合作共同构建和维持国际秩序。

政策目标变化及时

在实现最低目标方面，中国自邓小平开始，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确定了和平崛起的途径。邓小平时代的政策目标是“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政策。进入1990年代后期，中国更进一步提出“和平崛起”的政策。之后，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崛起”概念的敏感反应，中国改成“和平发展”。在胡锦涛后期，因为大国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又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目标。应当说，这些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当及时，符合实际情况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已经有三十多年了。这段期间，中国不仅保证了周边的和平，而且也承担着其所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为国际秩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体制下派军舰到索马里护航等等。也就是说，前面的两个政策目标“韬光养晦”和“和平发展”是成功的。

但现在则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大国关系，也就是如何实现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策目标。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和美国合作重建、共建和维持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