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习仲勋（2）

照金的“星星之火”

起初，习仲勋根据上级指示，“潜伏”在离家乡数百里外的一支国民党杂牌军中，从事兵运工作。两年后，他便率领这支队伍在甘肃省两当县起义。起义失利后，习仲勋又回到陕西，寻找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当时，陕甘游击队已转入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照金地区活动，于是，习仲勋在照金一带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岁月。光阴荏苒，革命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那段艰苦的岁月，如今只能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里找到些许痕迹。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从富平县城出发，经过1小时车程，到达耀州。耀州是一片新区，也是这一带山川中难得的平地。但从耀州前往照金，是50多公里蜿蜒的山路。过去，只要碰上雨天，便车马不通；如今，沿着新修的红色旅游专线道路，开车需要一个半小时，沿途村落整齐漂亮，已是旧貌换新颜。到达照金镇时，眼前的景象更是让记者有点诧异——这个始建于1993年的“红色旅游专区”，不像人们传统印象中的革命老区，反而像一座风景秀丽的欧洲小镇。革命纪念馆巍然矗立在山头，俯视前方的照金广场；纪念馆后是33米高的纪念碑，象征着1933年照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纪念碑再往后走，则是风光秀美的照金牧场，虽然已是秋天，依然野花盛开；再往外走，约20公里外，便是甘肃地界。

毛泽东曾经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照金就是这样的“星星之火”。照金一带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退可据险打游击，进可出山占渭北，威逼西安。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达照金。8月，刚刚领导完两当起义的习仲勋，在照金镇杨柳坪一带见到了刘志丹、谢子长，两位革命前辈对年轻的习仲勋产生了深刻影响。9月，陕甘游击队打了一场胜仗，决定乘胜向南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临行前，谢子长给习仲勋交代了任务：“你留在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并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七支队。”刘志丹也嘱咐他：“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当时的情况确如刘志丹的估计，队伍走后，不久就有人叛变，情况一度危急。习仲勋辗转于渭北的富平、三原一带，坚持战斗。他和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建立的照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

艰苦条件下战斗

今年90岁的老红军潘西顺是当年游击队的一员。在离照金十几分钟车程的田峪村寺坪组，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到了这位老人。潘西顺是土生土长的照金人。1932年，他只有9岁。“有一天深夜，外面传来了枪声，第二天一早就发现来了很多陌生人，都拿着枪。大人们说，这是红军。”兵荒马乱的年代，提起兵，百姓就害怕，“这支红军却不一样，不拿老百姓的东西，还处处帮老百姓种田、分粮、打土豪恶绅。”

红军的所作所为都被小小年纪的潘西顺记在心里，12岁时，他也成为游击队的一员。“我岁数小，是个小兵伢子，稍微大点又跟着部队去旬邑县一带打游击，还真没有见过习仲勋。但他威望很高，照金人民都知道，说他平易近人，带领大家建农会，在照金做了不少事。”

据潘西顺回忆，当时的战斗条件非常艰苦。“老早的人可怜，打仗时，枪支、弹药都没有，只有大刀、马刀之类的。平时种地，腰里都别着刀，一有情况就得立马上战场。”因为敌人频繁“围剿”游击队，参加红军没几年，潘西顺就钻到山林中打游击。“一离开照金，战斗条件更艰苦，饭都吃不上，也不敢生火，怕烟和火光被敌人发现。干粮没有了，就吃点生土豆，甚至吃过直接从麦穗上捻下来的麦粒，嚼一嚼就着冷水咽下去。”

“习仲勋等人在陕甘边区总部，情况会不会稍微好点？”记者问道。

“一样艰苦！比我们好不了什么。”潘西顺一边回答，一边低声叹息。他回忆，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将总部设在照金的薛家寨。相传薛刚反唐时曾屯兵于此，因而得名。一片深山老林中，5个寨洞被一道山梁贯穿相连，周围都是悬崖峭壁。在这些寨洞中，红军先后建立起兵工厂、被服厂、医院、仓库等基地。

记者随后到了薛家寨，离山门还很远，就看到壁立千仞，密林深深。即使现在修建了阶梯，也非常陡峭，最陡处险象环生，看得人心惊肉跳不敢迈步。而当年，红军是在山间羊肠小道中穿行，危险可想而知。

潘西顺还记得，“别看当年薛家寨里面没多少人，却是我们的大后方啊，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他们经常在4号寨子里开会，3号寨子是给我们修枪支、造武器的。用麻线把装着火药的弹壳绑起来，就成了‘麻辫手榴弹’。还有自制的手枪、土地雷、炮筒子……”

有了这个大后方，照金的红军更加壮大，陕西苏维埃运动发展迅猛，令国民党政府极为恐慌。他们屡次前来“围剿”，都被红军和游击队击退。1933年10月，趁着主力红军前往甘肃战斗的空虚期，国民党又一次对照金发动大规模“围剿”。10月15日夜，在叛徒的带领下，国民党部队攻上了薛家寨。之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转移到甘肃南梁地区，习仲勋也转战南梁。红军队伍走后，革命战火并未熄灭，潘西顺等当地人仍然坚持战斗，一直到抗战胜利。

在边区严惩贪腐

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主席。他虽然年轻，但在建设根据地方面有清晰、成熟的思路。

据《习仲勋传》记载，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头等大事。习仲勋带头执行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的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政委员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放，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作风。当时还制定了这样一个法令：凡一切党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钱以上者执行枪决。有了这条警示，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发生过贪污案件。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注重自身建设的同时，还组织领导经济建设。他们发行了边区货币，建立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经济，不仅保障了根据地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水平，还为游击战提供了物资支援。习仲勋经常走村串户，了解政府政策的执行情况。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都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

此外，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还在何家门办起第一所列宁小学。教材独自编写，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受乡村儿童欢迎。不久，很多村庄都办起了列宁小学和成年识字班。现在，南梁地区一些老人还记得政治教材上开头的两句话：“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两导师。”

在刘志丹、习仲勋的领导下，陕甘边区的军民与陕北红军紧密配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两次“围剿”，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合并成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任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这一时期，位于江西、福建一带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曾几次召开会议讨论落脚点，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定论。1935年9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甘肃南部地区，从当地一张国民党报纸上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并高兴地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10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翻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陕北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在不同场合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

原来，在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的前夕，陕甘边区正笼罩在极端错误的肃反运动阴影下，很多同志被错误逮捕。有人劝习仲勋暂时离开，躲一躲。习仲勋拒绝道：“不能走。（走了）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名声）。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没过多久，包括刘志丹、习仲勋在内的一大批主要领导干部也相继入狱。他们在狱中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有的甚至被杀害。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毛泽东得知错误肃反的消息，立即下令制止，并召开平反会，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才得以释放。

“尽管在狱中受了磨难，蒙受不白之冤，但习仲勋在政治上更成熟了。”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西北大学教授梁星亮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参加西征。8月，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派再赴关中，从此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他组织领导关中分区的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戴。

1943年1月，毛泽东为习仲勋书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同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

土改中勇于纠“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开辟东北解放区。32岁的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习仲勋具有为群众负责的精神，敢于承担责任。1947年，在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中，他及时发现并纠正‘左’的偏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梁星亮说。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以“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的政策，代替了过去“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大纲》下发到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召开。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土改中搞的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的做法，成为系统经验在会上流传。这让习仲勋疑窦丛生，忧心忡忡。

习仲勋随即对土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凡是动起来的地区，都是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一些群众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把已经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和富农又拉出来斗争。有的地方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有的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

正在这个时候，习仲勋接到了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他如实地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回答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问题。在会议闭幕时，毛泽东肯定了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的方针是正确的，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上要纠“左”。

会议刚开完，习仲勋就得到汇报：有两个地方土改斗死了80多人。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再次强调陕甘宁边区中农多，贫雇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们不利，应该以抽补的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的问题，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毛泽东看到信后，提议让习仲勋前往各县巡视一下土改情况。1948年1月，习仲勋根据实地调查情况，再次致电毛泽东，指出：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很多人勤苦劳动，但因有余粮被批斗；2/3的地主富农实际上已自己连续劳动7年以上，不要再算老账，不要扩大化。毛泽东次日即复电习仲勋：19日来信完全同意，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

习仲勋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消灭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也发展了边区经济，保障了解放战争的后勤需要。他关于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和建议，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不仅在当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中，也起到了借鉴和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