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习仲勋（3）

安排护送十世班禅回藏

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局又面临一个新问题：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政治复杂，民族众多。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他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式。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曾经说过：“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习仲勋对民族工作作出的贡献。

据《习仲勋传》记载：生活在青海省西宁市东南（今尖扎县）的昂拉部落，有藏民千余户，3700多人。昂拉部落的千户（世袭官职）就是项谦。解放初期，藏族人民对共产党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原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代主席马步芳的残部拉拢项谦，怂恿其叛乱并出任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此后，项谦发动叛乱，四处劫掠，攻打区、乡政府，杀害干部和解放军官兵。项谦的所作所为激起一片喊打之声。

“不能打！”打项谦的计划被习仲勋断然否定。当时，18军要进军西藏，国民党残留分子正在大造“解放军要杀藏族人”的谣言。习仲勋清楚，如果在青海对项谦动武，正中敌对势力下怀。他前后数十次派人接触项谦，项谦一度归顺，但又反叛。后来，习仲勋委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去做项谦的工作，几经周折，终于使得项谦在1952年7月11日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未反叛。时任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了和平解决项谦问题的详情。后来，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开玩笑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习仲勋处理的另一件民族大事，便是安排护送十世班禅返回西藏。达赖和班禅，是在西藏宗教中占统治地位的黄教始祖宗喀巴的两位弟子，几百年来各有其地位和统治地区。后来，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挑唆，两位宗教领袖失和。1923年，九世班禅因惧怕达赖噶厦的加害而出走内地，十世班禅即位后，也就未能回到西藏。在这种情况下，做好对十世班禅的统战工作，有利于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实现祖国统一。1950年10月，中央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西北局。

习仲勋后来撰文回忆第一次与班禅会面的情景时说：“我第一次与班禅大师见面是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那时他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赴京途经西安，我代表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到机场迎接。当他走下飞机时，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飞机舷梯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心情激动地对我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口转达给毛主席。”

同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订。其中一条规定，维持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把护送十世班禅入藏的工作交给了习仲勋。习仲勋从西安飞抵兰州，又乘车赶到十世班禅所在的青海塔尔寺，陪同其一路到达西宁。在安排好一切进藏事宜后，十世班禅及随行人员由西宁启程返藏。经过4个多月长途跋涉，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终于顺利到达拉萨。结束了达赖、班禅长达29年失和的状况。

十世班禅后来回忆说，返藏前，习仲勋向他介绍了西藏内部的形势，讲解了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提醒他可能遇到的困难。那时，十世班禅才13岁，有些话还不能完全理解，但习仲勋亲切和蔼，反复耐心地跟他解释，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到西藏的头几年，十世班禅一下子遇到大堆难题，每次他都会立刻想起习仲勋的话，觉得那么深刻，那么符合实际情况，于是心中有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习仲勋在西北局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1952年初的一天，薄一波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汇报工作。这时，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发来的工作报告。毛泽东就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脱口而出：“年轻有为。”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像这样大兴土木，大可不必”

1952年9月，习仲勋从西北局调往中央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他在国务院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被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

在这期间，习仲勋依然保持着从实际出发、坚持真理的工作作风。据《习仲勋传》记载：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大跃进”运动开始。当时，人们只看到运动轰轰烈烈的一面，还没认识到其中出现的问题。为了解真实情况，当年8月，周恩来指示习仲勋带领考察组到西北地区看看情况究竟如何。

在陕西礼泉县烽火公社，习仲勋见到一块小麦“丰产田”上满是小土堆，好奇地问：“这是干什么？”当地负责人回答，这是根据北京一位科学家的“发明”，实施一种新的农作物栽培方法，能够增大土地接受阳光照射的面积，从而提高产量。习仲勋怀疑地蹲在地上，用手扒开土堆，只见禾苗的根系非常纤弱，便说：“你们看这土堆的表面似乎扩大了面积，但底下的根仍然只集中在一小块，有了阳光，而土壤和肥料有限，怎能增产？”

到达兰州后，习仲勋又了解到一个“引洮上山”的项目，要把洮河水从陇南山区引到陇东黄土高原，全程1000多公里，目的是变旱地为水浇地，还要利用落差发电，更要在山上行船，使其成为超过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的山上运河。工地上，数万名精壮农民用镢头挖土，身背肩挑，独轮小车来来往往，生产方式极为原始。而大批劳力集中到工程上，对农事造成极大影响。当年甘肃丰产，但没人去收割，丰产却难以丰收，损失极为严重，却还谎报增产粮食30亿斤。看到这些情况，习仲勋痛心地对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这样搞法不行呀！将来老百姓是要吃亏的！”

在其他几个省份，习仲勋也发现了违背科学、违背经济规律的问题。回到北京后，习仲勋把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向中央一些领导汇报，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反对不切实际的做法、反对铺张浪费是习仲勋在工作中秉承的一贯原则。1961年4月，习仲勋到河南长葛县调查。长葛在“大跃进”中出了名，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前任县委书记滋长了骄傲情绪，脑袋发热，铺摊子、摆阔气。在县城搬迁过程中，新县城仿照北京长安街设计，有一座像人民大会堂那样的礼堂，县委大楼、邮电大楼、武装部大楼等分列在宽阔的马路两旁，占用了大量农田。为了建设新县城，还强迫农民拆迁，甚至动用民兵武装强制推行。习仲勋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像这样大兴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不搞只有好处。难道旧县城里还住不了县级机关？你们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

“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康生利用一些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及妻子李建彤，“授意”他们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称习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给毛泽东写了张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李建彤要写《刘志丹》，习仲勋是知道的。他对此表示担忧，因为他深知陕北根据地党的历史问题十分复杂，虽然1942年底在延安由西北局专门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对过去的历史问题做了决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现在要写刘志丹的小说，势必涉及当时各方面有关人士，写不好就会重起纠葛。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劝说习仲勋支持这部小说，时任监察部副部长的刘景范也对习仲勋说：“陕北的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

被卷入《刘志丹》小说案后，习仲勋被停职审查，从此失去自由长达16年。但习仲勋从未放弃理想和信念。他对周恩来说：“总理，您放心。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1965年，他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文革”爆发后，他又被揪到西安，此后身陷囹圄。1968年1月，在看到习仲勋被揪斗的照片后，周恩来派飞机把习仲勋接回北京，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实际是把他保护起来。此后，习仲勋度过了近8年的监护期，1975年又被流放到洛阳，在一家耐火材料厂里工作。“文革”结束后，中央对习仲勋遭受陷害的事进行重新审理，为其彻底平反。小说《刘志丹》也于1979年10月由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

“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

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习仲勋传》及《习仲勋主政广东》的执笔者之一卢荻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中央选习仲勋南下，主要是叶剑英元帅提名的。叶帅在延安时就认识习仲勋，对他比较了解、信任，认为他是能干大事的人。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问题又比较复杂，还有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叶帅觉得习仲勋能稳得住阵脚，身体也好，希望他到广东来落实政策。”

习仲勋到广东不久，就遇到“偷渡外逃”这个老大难问题。解放初期，广东的经济水平和香港差不多。后来，广东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错过了经济发展机会，香港抓住世界产业经济调整的机遇，变成“亚洲四小龙”之一。

1978年7月，习仲勋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轻车简从，乘坐一辆七座面包车，前往“逃港”现象最严重的宝安县视察。时值仲夏，烈日当空，加上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进入宝安，只见路旁杂草丛生，耕地丢荒。据张汉青回忆：“7、8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老看了心里很不好受。”

那一天，习仲勋一行来到宝安县城的收容站。收容站主要收容了大批偷渡外逃时被抓回的人员。在那里，他问外逃人员：“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有人回答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一两年家里人就可以盖起新房。这对习仲勋触动很大。

习仲勋意识到制止偷渡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当时，偷渡被当作是敌我矛盾，偷渡的人被称为“偷渡犯”。习仲勋严肃批评道：“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后来，他经常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是深圳福田公社渔农生产队，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近年来，挖鱼塘，开展小额贸易，迅速发展经济，1975年以后没有一个人外逃；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沙头角镇外逃了1053人，其中1977年上半年还外逃了73人，1977年下半年以来，大搞来料加工、小额贸易和家庭小手工业，生活显著改善，不仅没有人外逃，而且还有几户人要求回来定居。习仲勋说，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只要搞好生产，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制止外逃才有可靠的保证。

在习仲勋的反复教育和引导下，广东省委常委最后统一了思想认识，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去港澳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

“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

“习仲勋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者，他参与创办了经济特区。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走的这一步意义非常重大。”卢荻如此评价习仲勋主政广东时的贡献。

1978年12月，中央决定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考虑，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广东却不行？经过深入思考，他认为，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广东人民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

1979年4月5日，习仲勋和省委书记王全国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向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习仲勋郑重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习仲勋还石破天惊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他还具体提到一些措施，比如，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1979年3月，宝安县、珠海县分别改为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邓小平听说对“合作贸易区”的名字大家意见还不一致，不假思索地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